少发一个免费电视牌照，令主力制作剧集及综艺节目的竞争者无法进场，挑起了香港社会的沸腾民怨，众口一心，两三天内近五十万人到同一个脸书专页「赞好」争取发牌，随后又有万人游行到政总集会。而与落选者的投资与投入比拼起来，特首会同行政会议语焉不详的「一篮子因素」实在令公众难以理解也无法信服──自由市场多一个积极拼搏的竞争者，对市场消费者是好事还是坏事？
今次事件触发了群情汹涌，「民意大象」现身，最核心的原因并非落选者的整体节目质素──这还有待时间验证。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事件突显了现今特首处事的独断和黑箱作业，对港人拼搏竞争精神的奚落，以及「他朝君体也相同」的唇亡齿寒。值得留意的是，今次批评政府做法的不乏亲建制人士和媒体。事实上，另外两间获选电视台的新闻制作，其实少获「河蟹」指控，而落选电视台的负责人本身亦曾有政协身份。事件清楚阐明，一旦当权者处事不公开不公平，又缺乏民意认受和制衡，不同背景与立场的人都可以成为受害者。这是香港社会在今次事件中必须认清的一点。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今天香港电视业一台独大，由创作演艺人员的发挥空间、观众的欣赏空间，以至新闻自由，都备受垄断因素所困扰。然而这样的生态得以成形生根，观众作为「媒体消费者」亦有其重要责任。反过来说，一个对电视质素有主动要求的观众群，是促进电视文化（以至本土文化）得以进步的土壤。放眼未来，若有更多「媒体消费者」珍重其选择权，自行打破惯性收视，主动发挥市场影响力；这不单能够为香港电视文化重塑健康土壤，也简接催化和巩固市民对香港的归属感和参与度，为《基本法》所许诺的全面民主化社会作好准备。
梁振英政府「保密制」说法，纵或有法规基础，却早已背离了今天社会对公义与公权运用的要求。今次事件对于深化香港社会的法治观念与文化内涵，抗拒法治变质成人治，是重要契机。回望教会群体，论创意动力，进步空间仍然非常巨大，没什发言权；论守望与代祷，递上一杯凉水，位份却相当清晰。信徒教牧除了适时为公义而发声，也要为这城深切祷告，因为媒体承载了社群的灵魂，渴求公义，也渴求爱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