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發一個免費電視牌照，令主力製作劇集及綜藝節目的競爭者無法進場，挑起了香港社會的沸騰民怨，眾口一心，兩三天內近五十萬人到同一個臉書專頁「讚好」爭取發牌，隨後又有萬人遊行到政總集會。而與落選者的投資與投入比拼起來，特首會同行政會議語焉不詳的「一籃子因素」實在令公眾難以理解也無法信服──自由市場多一個積極拼搏的競爭者，對市場消費者是好事還是壞事？
今次事件觸發了群情洶湧，「民意大象」現身，最核心的原因並非落選者的整體節目質素──這還有待時間驗證。更根本的原因，在於事件突顯了現今特首處事的獨斷和黑箱作業，對港人拼搏競爭精神的奚落，以及「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唇亡齒寒。值得留意的是，今次批評政府做法的不乏親建制人士和媒體。事實上，另外兩間獲選電視台的新聞製作，其實少獲「河蟹」指控，而落選電視台的負責人本身亦曾有政協身份。事件清楚闡明，一旦當權者處事不公開不公平，又缺乏民意認受和制衡，不同背景與立場的人都可以成為受害者。這是香港社會在今次事件中必須認清的一點。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今天香港電視業一台獨大，由創作演藝人員的發揮空間、觀眾的欣賞空間，以至新聞自由，都備受壟斷因素所困擾。然而這樣的生態得以成形生根，觀眾作為「媒體消費者」亦有其重要責任。反過來說，一個對電視質素有主動要求的觀眾群，是促進電視文化（以至本土文化）得以進步的土壤。放眼未來，若有更多「媒體消費者」珍重其選擇權，自行打破慣性收視，主動發揮市場影響力；這不單能夠為香港電視文化重塑健康土壤，也簡接催化和鞏固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和參與度，為《基本法》所許諾的全面民主化社會作好準備。
梁振英政府「保密制」說法，縱或有法規基礎，卻早已背離了今天社會對公義與公權運用的要求。今次事件對於深化香港社會的法治觀念與文化內涵，抗拒法治變質成人治，是重要契機。回望教會群體，論創意動力，進步空間仍然非常巨大，沒甚發言權；論守望與代禱，遞上一杯涼水，位份卻相當清晰。信徒教牧除了適時為公義而發聲，也要為這城深切禱告，因為媒體承載了社群的靈魂，渴求公義，也渴求愛與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