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人质事件，纠缠三年仍未解决，近日更因为菲律宾总统阿奎诺三世与特首梁振英的「不平等会面」而火上加油。对惨剧幸存者而言，道歉是尊重的一步；在国际关系而言，道歉往往伴随一连串的外交谈判与博奕。但无论孰远孰近，两者同样牵动了港人的心，毕竟三年前香港社会曾与人质事件遇害者和幸存者一同哀哭，一同经历那难忘的伤痛。
尊重贵乎诚意，谈判却常常讲求实力。纵然外交事务并非特区政府所专责，香港社会舆论还是自行盘算有什么可上谈判桌的筹码，由航权谈判到罢买菲货，不一而足。其中有议员主张全面中止菲傭在港工作，本地菲傭劳工组织即时批评建议为种族主义，将菲律宾总统和菲律宾人民都混淆了。亦有人质事件死者家属指建议纵然或可成为港府谈判筹码，但也不应影响现有在港的菲傭及雇主。
为政者做事，到底应该先顾及自己「攞彩」和政治利益，还是应该顾及本地人民以至跨地人民的和平与共利？倘若从政人员以自身政治利益为先，故然会不屑说一句道歉话，有时还会出卖人民的信任，又或是为搏取一时的民粹掌声，却种下族群仇恨的祸根──最终要付账埋单的，还是人民。以仇恨为力量，除了祸及无辜，最终也会苦果自尝，连累不止一代的人。关于这一点，历史的教训已经够多了。从使人和睦的角度来看，从政者和议政者如何承担政治道德的责任，众人必须细心察看，小心明辨。
由道歉到承担责任，有时会是一个漫长的沟通过程。过程里除了要对真相有所坚持，还要对人对己有一份尊重。毕竟，寻求道歉，是为了寻求公道，避免覆辙重蹈，也让大家的未来变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