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人質事件，糾纏三年仍未解決，近日更因為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與特首梁振英的「不平等會面」而火上加油。對慘劇倖存者而言，道歉是尊重的一步；在國際關係而言，道歉往往伴隨一連串的外交談判與博奕。但無論孰遠孰近，兩者同樣牽動了港人的心，畢竟三年前香港社會曾與人質事件遇害者和倖存者一同哀哭，一同經歷那難忘的傷痛。
尊重貴乎誠意，談判卻常常講求實力。縱然外交事務並非特區政府所專責，香港社會輿論還是自行盤算有甚麼可上談判桌的籌碼，由航權談判到罷買菲貨，不一而足。其中有議員主張全面中止菲傭在港工作，本地菲傭勞工組織即時批評建議為種族主義，將菲律賓總統和菲律賓人民都混淆了。亦有人質事件死者家屬指建議縱然或可成為港府談判籌碼，但也不應影響現有在港的菲傭及雇主。
為政者做事，到底應該先顧及自己「攞彩」和政治利益，還是應該顧及本地人民以至跨地人民的和平與共利？倘若從政人員以自身政治利益為先，故然會不屑說一句道歉話，有時還會出賣人民的信任，又或是為搏取一時的民粹掌聲，卻種下族群仇恨的禍根──最終要付賬埋單的，還是人民。以仇恨為力量，除了禍及無辜，最終也會苦果自嚐，連累不止一代的人。關於這一點，歷史的教訓已經夠多了。從使人和睦的角度來看，從政者和議政者如何承擔政治道德的責任，眾人必須細心察看，小心明辨。
由道歉到承擔責任，有時會是一個漫長的溝通過程。過程裡除了要對真相有所堅持，還要對人對己有一份尊重。畢竟，尋求道歉，是為了尋求公道，避免覆轍重蹈，也讓大家的未來變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