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基督徒，民主只是次要；民主不是我们要关注的终极目标？」
基督徒不会把民主、人权等看为终极价值，而是当今多元开放社会内的「次要之终极价值」（penultimate values）。学者John Richard Neuhaus于〈基督教与民主〉一文指出：「我们轻易地承认民主管治未能令人满意。所有事物未达致基督管治的完成本身是不会令人满意的。对基督徒而言，这正是民主的优点；因为民主提醒我们认清真相，从而朝向在这需要却不满意的世界内，成就人类管治的可能性。」
民主政制乃建基于对人的平等与尊重，更重要是民主政制较极权政府不会操控或限制公民对终极价值的追求。民主政制相对地尊重宗教与文化生活的自主与独立，承认政府本身管治的有限性。当整个社会成为了政府，不容许「中介结构」（mediating structures）如教会、家庭、非政府组织等有其自主空间，这就违反了民主的价值。
民主不能简化为政治选举，而是一种从生活中实践人类理想与价值的共处方式。生活方式的实践，涉及手段（程序民主）与目的（实质民主）两个层面。真正的民主强调不仅是实质民主（目的）的实现，也要求实现的手段（程序民主）要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民主生活的内涵，包括 : 自主自治、权利保障、公共参与、理性沟通、尊重包容；这些质素正与信仰的伦理相像。
尼布尔 （Reinhold Niebuhr） 讲论民主的名言 :「人秉持公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而人罪性中不公义的倾向使民主成为必须。」圣经不曾出现民主、人权等名词，也不明确地支持民主或共产政权；然而民主与自由等价值却能实现较大限度之公义。基督徒承认所有实践民主的社会，并非上帝国度在世的临在；但这不表示基督徒毋须关注民主的价值与质素。不少学者指出民主价值的养成，少不了从基督教信仰汲取对人性价值的尊重与关怀。
五、「基督徒，教会本身体制也不是由民主选举产生，为何要求政制民主化？」
基督新教自改教以来，不同传统与宗派因而形成，教制方面呈现多样形态，有监督制（如圣公会等），长老制（如中华基督教会、宣道会等）与会众制（如浸信会等）。基督新教在教制方面从不要求一律，乃尊重历史与传统留下来的不同管治模式。
有人认为教会既是属灵群体，其管治的体制与运作自然不能「政府化」或「公司化」；因而倡导教会先要体制民主化，再谈政制民主化，两者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不期望所有建制教会要落实教制民主化，然而「议会文化」已是现今大多数堂会与机构等信守「程序民主」、征询意见、透明问责、开放与修正等民主价值。正因着教会、家庭与企业等本质不同，笔者认为强求所有组织要「民主选举」或「少数服从多数」是不智的举动，然而鼓励所有人在相属组织内有更积极的参与则是值得肯定的。
六、「基督徒，要求政制民主化，何需这般激烈？」
我们要理解港人争取民主政改不是现今才开展，已有近卅年岁月；有些基督徒乐意接受由一千二百名选委会代表来投票，也有些基督徒不能接受这种安排。现时，不少港人争取的是中央能信守承诺，在二○○七年「人大」否决了二○一二年「双普选」之后，承诺二○一七年普选行政长官与二○二○年普选立法会议员。
过去至今，港人争取民主，落实「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相当理性与克制；然而面对政府一再拖延的手段，才会引发有所谓「激烈」的抗争行动。「和平占中」只是「伪命题」，一旦落实「真普选」，它就会自动死亡。
陈冠中于今年书展（二○一三年七月十八日）讲论〈香港未完成的实验〉：「不论是建制派、泛民还是无党无派的社会人士，根据基本法达成二○一七年特首真普选的共识，才是最务实、最勇敢、最爱护香港的行为。真普选是香港的光荣革命。」当政府违反承诺，或用语言伪术解释掉「普选」，我们只能在指定参选人中二选其一，这明确有违民主普选的价值；基督徒要讲真理与公义，才能向世人与历史交待。「和平占中」或类似不合作运动是否激进，各人可有不同判断。民主的精神，不强求一律，容许各人凭良知作出不同程度的参与。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相关文章：胡志伟〈思考民主的答客问（上） 〉（上｜）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3.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