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基督徒，民主只是次要；民主不是我們要關注的終極目標？」
基督徒不會把民主、人權等看為終極價值，而是當今多元開放社會內的「次要之終極價值」（penultimate values）。學者John Richard Neuhaus於〈基督教與民主〉一文指出：「我們輕易地承認民主管治未能令人滿意。所有事物未達致基督管治的完成本身是不會令人滿意的。對基督徒而言，這正是民主的優點；因為民主提醒我們認清真相，從而朝向在這需要卻不滿意的世界內，成就人類管治的可能性。」
民主政制乃建基於對人的平等與尊重，更重要是民主政制較極權政府不會操控或限制公民對終極價值的追求。民主政制相對地尊重宗教與文化生活的自主與獨立，承認政府本身管治的有限性。當整個社會成為了政府，不容許「中介結構」（mediating structures）如教會、家庭、非政府組織等有其自主空間，這就違反了民主的價值。
民主不能簡化為政治選舉，而是一種從生活中實踐人類理想與價值的共處方式。生活方式的實踐，涉及手段（程序民主）與目的（實質民主）兩個層面。真正的民主強調不僅是實質民主（目的）的實現，也要求實現的手段（程序民主）要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民主生活的內涵，包括 : 自主自治、權利保障、公共參與、理性溝通、尊重包容；這些質素正與信仰的倫理相像。
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 講論民主的名言 :「人秉持公義的能力使民主成為可能，而人罪性中不公義的傾向使民主成為必須。」聖經不曾出現民主、人權等名詞，也不明確地支持民主或共產政權；然而民主與自由等價值卻能實現較大限度之公義。基督徒承認所有實踐民主的社會，並非上帝國度在世的臨在；但這不表示基督徒毋須關注民主的價值與質素。不少學者指出民主價值的養成，少不了從基督教信仰汲取對人性價值的尊重與關懷。
五、「基督徒，教會本身體制也不是由民主選舉產生，為何要求政制民主化？」
基督新教自改教以來，不同傳統與宗派因而形成，教制方面呈現多樣形態，有監督制（如聖公會等），長老制（如中華基督教會、宣道會等）與會眾制（如浸信會等）。基督新教在教制方面從不要求一律，乃尊重歷史與傳統留下來的不同管治模式。
有人認為教會既是屬靈群體，其管治的體制與運作自然不能「政府化」或「公司化」；因而倡導教會先要體制民主化，再談政制民主化，兩者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我們不期望所有建制教會要落實教制民主化，然而「議會文化」已是現今大多數堂會與機構等信守「程序民主」、徵詢意見、透明問責、開放與修正等民主價值。正因著教會、家庭與企業等本質不同，筆者認為強求所有組織要「民主選舉」或「少數服從多數」是不智的舉動，然而鼓勵所有人在相屬組織內有更積極的參與則是值得肯定的。
六、「基督徒，要求政制民主化，何需這般激烈？」
我們要理解港人爭取民主政改不是現今才開展，已有近卅年歲月；有些基督徒樂意接受由一千二百名選委會代表來投票，也有些基督徒不能接受這種安排。現時，不少港人爭取的是中央能信守承諾，在二○○七年「人大」否決了二○一二年「雙普選」之後，承諾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與二○二○年普選立法會議員。
過去至今，港人爭取民主，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相當理性與克制；然而面對政府一再拖延的手段，才會引發有所謂「激烈」的抗爭行動。「和平佔中」只是「偽命題」，一旦落實「真普選」，它就會自動死亡。
陳冠中於今年書展（二○一三年七月十八日）講論〈香港未完成的實驗〉：「不論是建制派、泛民還是無黨無派的社會人士，根據基本法達成二○一七年特首真普選的共識，才是最務實、最勇敢、最愛護香港的行為。真普選是香港的光榮革命。」當政府違反承諾，或用語言偽術解釋掉「普選」，我們只能在指定參選人中二選其一，這明確有違民主普選的價值；基督徒要講真理與公義，才能向世人與歷史交待。「和平佔中」或類似不合作運動是否激進，各人可有不同判斷。民主的精神，不強求一律，容許各人憑良知作出不同程度的參與。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相關文章：胡志偉〈思考民主的答客問（上） 〉（上｜）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3.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