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社会强烈的反对声音，特别是以学民思潮为核心的持续抗争运动，特首梁振英终于在去年十月八日宣布在任内搁置「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国教科）的课程指引，但他同时强调有关的政策变动并不等同撤科，学校仍然可以自决开设相关课程。争议彷佛得到尚算令人满意的「解决」。然而，内里牵涉不少基督徒伦理的课题却一直被忽略，事后也再没有人去跟进追问。本文尝试带出当中三串问题，盼望教会继续可以反思。
国家不可爱就不需要爱国？
反对国教科的主要理据，是忧虑课程会隐恶扬善，以偏颇的国情教育作为培养爱国情操的手段，又或者利用国家来之不易的发展成就，抑制、抵销批评中共政权及要求改革的声音。什至有香港人（包括基督徒）认为，现今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百孔千疮、人心扭曲，仍有不少令人痛心疾首的腐败、落后、专制等现象，所以这样的国家不值得我们去爱；或最起码，我们要将爱国和爱党清楚分开。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就更必须反问：爱党有问题，难道爱国就没有问题？当国家步入民主、人权、法治，天下升平、人民温饱，基督徒就可以理直气壮去爱国吗？
综观坊间（包括教会）对国教科的批评声音，大多数认同爱国是天经地义的责任，但是爱国不能盲目，爱国也不代表不能批评国家。这种流行的取态是对爱国情操彻底的误解！因为只有极权国家才会要求国民绝对地盲目服从，民主国家的爱国主义从来不排除理性批判，因为要鼓励国民参与改善国家，就要容许有批评声音，包括反对派，什至异见者。但当我们强调爱国必须理性，就会以为可以用理性与否来分辨好的和坏的爱国主义。但其实理性应该／可以起什么作用？是否经过理性批判、衡量过国家的好坏之后，我们就可以决定自己的国家值得我们爱多少？爱国主义作为一种道德情操，是一种近乎无条件的爱：无论国家是好、是丑，国家对我是好、是坏，我仍然爱我的国家；对国家的爱的唯一条件只不过是这是「我的」（mine）国家，而不是别的。这是构成爱国主义的非理性条件，因此它既可被视为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无私的奉献；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它是一种「偏爱」或者集体的自我中心主义。
因此单单爱国家的山河大地、历史文化、黎民百姓，不等于爱国。一个外国人也一样可以热爱中国，但除非他归化成为中国人，他不能说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也因此，爱国和认同政权，是分不开的。尤其面对所谓「大是大非」、国族利害荣辱攸关的议题上，例如当牵涉国与国之间的权益冲突，国民意识就会自然凝聚、身份认同醒觉，平常无论如何狠批政府的反对派都会忽然归边，暂时放下成见、拥护政权，否则就会被视为可疑，什至不忠。爱国主义不单只是一种道德情怀，不单是对吾土吾民的热爱，更加是政治的归属认同，是自愿地成为一个政治体（polity）的一员，将自己的福祉寄托于政府／政权，并对其效忠。对这种政治忠诚最极端的考验——然而却只是爱国主义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国民要愿意为国家牺牲性命，当国家有危难（例如遭遇外敌侵略），个人的自由、幸福、信念都应该被抛却，什至可以为了保家卫国上阵杀敌。宣认耶稣是主的基督徒，可以成为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吗？我们可以同时事奉两个主，双重效忠吗？
先做世界公民，就可以做爱国者？
不少反对者认为国教科不再独立成科，事件告一段落，让教育制度复归原状，是抗争运动的「小胜」。然而，强制的爱国教育不可取，校本自主的公民教育就无问题？公民教育、国情教育、国民教育、爱国教育之间若有任何分野，它们的差别是手段，还是目标？洗脑的、强迫的、硬销的机械式文宣（propaganda），固然令人厌恶；但柔性的、富感性关怀、潜移默化的渗透式统识（hegemony），难道就不可怕？据说，有教会学校早于二○一一至一二的学年，已经抢先将「爱国家‧爱上帝」设定为全年的教育主题，这种主动迎合政府、没有独立成科的爱国教育，又是否更需要我们提防？
太多人以为教导世界公民责任的公民教育，可以调剂或节制盲目、非理性的爱国教育，什至应该以前者作为后者的基础规範。但是，普遍的世界公民的身份，必然地是与特殊的国民身份格格不入。当面对国际冲突，自己国家的利益必然凌驾于普世人类（the humanity）的利益，更何况后者是「虚」的，既无特定内涵，也无具体的成份对象（constituency）。纵使近十数年来学术界不断探讨一套所谓理性客观、超越地域民族及文化历史的特殊性的普世伦理（global ethics），他们面对的困难却是：由谁来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执行这套伦理，为国族之间、之内的矛盾主持公道、排难解纷？
事实上，也没有一种公民教育是完全脱离国民身份，抽空地谈普遍的普世价值、公民责任，而必须诉诸对所属的社会、群体、人民（a people）及其历史文化，认同对公共福祉（public good）的共同追求，以维系、更新这种归属感。以公民教育的包装来推行爱国教育的目标，其实更为有效持久，让学生在课堂里通过认识、批判、学习、研讨，自发自主、油然而生的爱国情怀，只会更坚定而牢不可破，但仍摆脱不了爱国主义的伦理本质。
基督教教育所为何事？
于是，很多人（包括基督徒）纠缠于国教科课程指引和教材是否「洗脑」作为反对的理据，就捉错用神，彷佛非洗脑式的爱国教育就可以接受。这里同时反映出，主流的教育理念信奉的自由主义价值中立：教育的目标是给予最大的空间，让学生发展他们的潜能，培养他们批判、多角度的思考能力；不应涉及价值的灌输，而应该任由学生自由选择；教育更不应该硬性塑造学生的品格，而应该让他们自由发挥，摸索成长出独立自主的人格。当我们反对「洗脑」，其实就在幻想一种不包含灌输、模造、操练、规训（discipline）的教育；可惜现实却是，作为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环节，教育制度从来都不是在这种价值和权力真空中运作的。
所以，真正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洗脑／不洗脑」，而是「被什么洗脑」。当教会以为撤销了国教科就天下太平、相安无事，我们所办的学校重回作育英才的正轨，就大错特错。我们有没有趁这次机会去检视一下，到底现在的基督教学校是向学生灌输世俗的价值，还是它们服从世俗的价值中立，不向学生灌输任何价值？教会学校有没有向学生（当中有非信徒）灌输基督教的价值？接受公帑资助的教会学校应不应该这样？政府、社会、家长是否容许教会学校这样做？教会学校自己又是否知道什么才是基督教价值？这里引申的一篮子问题，在今次国教科争议中被不经意地揭露，但又恐怕是教会作为办学团体所不敢正视的。
观乎在这次国教风波中基督教办学团体的立场和言行，令人忧虑的是：无论我们是赞成国民教育、反对，或是原则上赞成，只是对当局建议强制划一推行的模式和内容有所保留，我们所持的理据，有多少是出于我们对作为天国子民的政治身份的认知这个特定的信仰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