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社會強烈的反對聲音，特別是以學民思潮為核心的持續抗爭運動，特首梁振英終於在去年十月八日宣佈在任內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國教科）的課程指引，但他同時強調有關的政策變動並不等同撤科，學校仍然可以自決開設相關課程。爭議彷彿得到尚算令人滿意的「解決」。然而，內裡牽涉不少基督徒倫理的課題卻一直被忽略，事後也再沒有人去跟進追問。本文嘗試帶出當中三串問題，盼望教會繼續可以反思。
國家不可愛就不需要愛國？
反對國教科的主要理據，是憂慮課程會隱惡揚善，以偏頗的國情教育作為培養愛國情操的手段，又或者利用國家來之不易的發展成就，抑制、抵銷批評中共政權及要求改革的聲音。甚至有香港人（包括基督徒）認為，現今由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百孔千瘡、人心扭曲，仍有不少令人痛心疾首的腐敗、落後、專制等現象，所以這樣的國家不值得我們去愛；或最起碼，我們要將愛國和愛黨清楚分開。作為基督的門徒，我們就更必須反問：愛黨有問題，難道愛國就沒有問題？當國家步入民主、人權、法治，天下昇平、人民溫飽，基督徒就可以理直氣壯去愛國嗎？
綜觀坊間（包括教會）對國教科的批評聲音，大多數認同愛國是天經地義的責任，但是愛國不能盲目，愛國也不代表不能批評國家。這種流行的取態是對愛國情操徹底的誤解！因為只有極權國家才會要求國民絕對地盲目服從，民主國家的愛國主義從來不排除理性批判，因為要鼓勵國民參與改善國家，就要容許有批評聲音，包括反對派，甚至異見者。但當我們強調愛國必須理性，就會以為可以用理性與否來分辨好的和壞的愛國主義。但其實理性應該／可以起甚麼作用？是否經過理性批判、衡量過國家的好壞之後，我們就可以決定自己的國家值得我們愛多少？愛國主義作為一種道德情操，是一種近乎無條件的愛：無論國家是好、是醜，國家對我是好、是壞，我仍然愛我的國家；對國家的愛的唯一條件只不過是這是「我的」（mine）國家，而不是別的。這是構成愛國主義的非理性條件，因此它既可被視為一種高尚的道德情操，是無私的奉獻；但從另外一個角度，它是一種「偏愛」或者集體的自我中心主義。
因此單單愛國家的山河大地、歷史文化、黎民百姓，不等於愛國。一個外國人也一樣可以熱愛中國，但除非他歸化成為中國人，他不能說自己是一個愛國者。也因此，愛國和認同政權，是分不開的。尤其面對所謂「大是大非」、國族利害榮辱攸關的議題上，例如當牽涉國與國之間的權益衝突，國民意識就會自然凝聚、身份認同醒覺，平常無論如何狠批政府的反對派都會忽然歸邊，暫時放下成見、擁護政權，否則就會被視為可疑，甚至不忠。愛國主義不單只是一種道德情懷，不單是對吾土吾民的熱愛，更加是政治的歸屬認同，是自願地成為一個政治體（polity）的一員，將自己的福祉寄託於政府／政權，並對其效忠。對這種政治忠誠最極端的考驗——然而卻只是愛國主義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國民要願意為國家犧牲性命，當國家有危難（例如遭遇外敵侵略），個人的自由、幸福、信念都應該被拋卻，甚至可以為了保家衛國上陣殺敵。宣認耶穌是主的基督徒，可以成為不折不扣的愛國者嗎？我們可以同時事奉兩個主，雙重效忠嗎？
先做世界公民，就可以做愛國者？
不少反對者認為國教科不再獨立成科，事件告一段落，讓教育制度復歸原狀，是抗爭運動的「小勝」。然而，強制的愛國教育不可取，校本自主的公民教育就無問題？公民教育、國情教育、國民教育、愛國教育之間若有任何分野，它們的差別是手段，還是目標？洗腦的、強迫的、硬銷的機械式文宣（propaganda），固然令人厭惡；但柔性的、富感性關懷、潛移默化的滲透式統識（hegemony），難道就不可怕？據說，有教會學校早於二○一一至一二的學年，已經搶先將「愛國家‧愛上帝」設定為全年的教育主題，這種主動迎合政府、沒有獨立成科的愛國教育，又是否更需要我們提防？
太多人以為教導世界公民責任的公民教育，可以調劑或節制盲目、非理性的愛國教育，甚至應該以前者作為後者的基礎規範。但是，普遍的世界公民的身份，必然地是與特殊的國民身份格格不入。當面對國際衝突，自己國家的利益必然凌駕於普世人類（the humanity）的利益，更何況後者是「虛」的，既無特定內涵，也無具體的成份對象（constituency）。縱使近十數年來學術界不斷探討一套所謂理性客觀、超越地域民族及文化歷史的特殊性的普世倫理（global ethics），他們面對的困難卻是：由誰來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執行這套倫理，為國族之間、之內的矛盾主持公道、排難解紛？
事實上，也沒有一種公民教育是完全脫離國民身份，抽空地談普遍的普世價值、公民責任，而必須訴諸對所屬的社會、群體、人民（a people）及其歷史文化，認同對公共福祉（public good）的共同追求，以維繫、更新這種歸屬感。以公民教育的包裝來推行愛國教育的目標，其實更為有效持久，讓學生在課堂裡通過認識、批判、學習、研討，自發自主、油然而生的愛國情懷，只會更堅定而牢不可破，但仍擺脫不了愛國主義的倫理本質。
基督教教育所為何事？
於是，很多人（包括基督徒）糾纏於國教科課程指引和教材是否「洗腦」作為反對的理據，就捉錯用神，彷彿非洗腦式的愛國教育就可以接受。這裡同時反映出，主流的教育理念信奉的自由主義價值中立：教育的目標是給予最大的空間，讓學生發展他們的潛能，培養他們批判、多角度的思考能力；不應涉及價值的灌輸，而應該任由學生自由選擇；教育更不應該硬性塑造學生的品格，而應該讓他們自由發揮，摸索成長出獨立自主的人格。當我們反對「洗腦」，其實就在幻想一種不包含灌輸、模造、操練、規訓（discipline）的教育；可惜現實卻是，作為國家機器的一個重要組成環節，教育制度從來都不是在這種價值和權力真空中運作的。
所以，真正的問題關鍵不在於「洗腦／不洗腦」，而是「被甚麼洗腦」。當教會以為撤銷了國教科就天下太平、相安無事，我們所辦的學校重回作育英才的正軌，就大錯特錯。我們有沒有趁這次機會去檢視一下，到底現在的基督教學校是向學生灌輸世俗的價值，還是它們服從世俗的價值中立，不向學生灌輸任何價值？教會學校有沒有向學生（當中有非信徒）灌輸基督教的價值？接受公帑資助的教會學校應不應該這樣？政府、社會、家長是否容許教會學校這樣做？教會學校自己又是否知道甚麼才是基督教價值？這裡引申的一籃子問題，在今次國教科爭議中被不經意地揭露，但又恐怕是教會作為辦學團體所不敢正視的。
觀乎在這次國教風波中基督教辦學團體的立場和言行，令人憂慮的是：無論我們是贊成國民教育、反對，或是原則上贊成，只是對當局建議強制劃一推行的模式和內容有所保留，我們所持的理據，有多少是出於我們對作為天國子民的政治身份的認知這個特定的信仰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