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十六年即至，特区管治却如江河日下，七月一日预计不少港人会上街抗议，民怨沸腾，莫过于现今时刻。最近，不同民调指向市民对梁振英特首满意与支持出现负分数，不少市民醒觉原来政府「讲多于做」，而问题根源是梁振英竞选时说得太漂亮，到上任后做起来，却有这么大的差距。当愈来愈多人发现有「受骗」的感觉，又见识了梁振英的语言「伪」术，心内自然有忿怒与不满。
回归以来，历任特首仍用前殖民政府管治思维，认为威信的确立，在于「权术」的有效运作，只要够票通过法例便可。政府施政，愈来愈远离民意，也不主动与虚心听取民意，结果造成民心背向，自食恶果。民怨剧增，在于政府设立的谘询组织不能兼容异议，疏导怨忿。笔者认为施政者首要之务在于重建诚信，凝聚社群共同「愿景」，本港政治与民生方有出路。
历史学者福山（Fukuyama）在《诚信》一书，从宽广的全球视野检视，认为经济发展与伦理价值是分不开的；诚信乃是重要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 l）。没有诚信，社群中各成员什难与他人共事，也不会为了共同目标而一致努力。回归以来的香港，施政者只谈经济不提伦理，忽略了凝固社群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结果是各阶层的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另一位学者加纳（John W. Gardner）于《论领导》（On Leadership）剖析，当社群失去共同拥有的价值（诚信就是其一），社群必然解体，领导的职责就倍加困难。领袖身为社群的建造者，他必须在社群内孕育与传递诚信，促进各人互信互助，求同存异，尊重人权。加纳建议五项领导技巧：建立共识、网络队工、运用非职分而来的权力、建立系统与灵活弹性。
可惜的是不少港人已对梁振英失掉信任，要重建信任确是漫漫长路。有教会领袖形容当今特区「政府瘫痪」，难以有任何实质作为。港人既不能对政府有任何期望，而政治领袖也不能塑造任何伟大的「愿景」，我们就身处困局中。
七一上街不表示能解决现今社会的所有问题，笔者理解每年七一游行类似「公民嘉年华会」，在短短路途中，了解社会中有哪些诉求；哪些口号与标语最有群众的认同。
堂会不会用组织名义参与，但教牧与信徒作为公民，有自由上街与否。早些日子，《基督教周报》有篇奇文〈社会关怀与社会行动—基督徒应作世上之光〉（第2546期13年6月9日）：「福音派的神学清楚地指出，教会应有社会关怀，惟不宜直接参与社会行动。」接着文章又指出：「香港最近讨论得热火朝云的『占中运动』，是一个社会行动。它到底能不能以『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则争论不休。倡议的一些学者也许动机良善，但是教会千万不要忘记，主耶稣交给教会的使命是传扬福音。世上有太多的人等着我们去把福音告诉他们，而传福音亦是基督徒首要去做的事。」
倘若有教会领袖认为上街就是「社会行动」，这些领袖很可能患上「思觉失调」，因为基督信仰要求我们不是空谈「社会关怀」，而要道成肉身式「社会行动」。福音派信仰与基要派明显的分别在于对受造世界的肯定和参与，前者选择「进场参与」（engage），后者则「缺席离场」。
莱特（Chris Wright）于《宣教中上帝》：「基本而言，我们的使命（假设有圣经告之并证实）指向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在神的邀请与命令下，我们的委身参与在神本身的使命，就是在属于神之世界的历史中，为要成就属神创造的救赎。」笔者出席第三届洛桑福音大会（2010年），大会公布的《开普敦承诺》这样理解:「整全的使命意味着察验、传讲并活出圣经真理，福音就是神的好消息，是借着十字架和复活的耶稣基督传给我们个人、社会和受造之物的好消息。这三方面都因罪而有破碎和痛苦；这三方面都包含在神救赎的爱和使命之内；它们必须成爲神子民之整全使命的部份。」
可能有教会领袖如同某位歌手一样宣称：「我讨厌政治」，陶杰作出这样回应： 「一个社会走向专制，自己放弃了自由权利，靠的是这样的愚众。她讨厌政治？她不知道：面包比上个月贵了一元，她喜欢吃的那家日本小餐厅结了业，或者乘地铁，票价又贵了，这一切都是政治。」基督徒与堂会根本不能远离政治，有无形之手不断进行统战；但我们需要凡事察验，追求公义，坚守真理，拒绝谎言，离弃恶事。七一上街与否，只是个人的价值判断，上街的不论断不上街的，不上街的也不要禁止与批评别人上街。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3.0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