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十六年即至，特區管治卻如江河日下，七月一日預計不少港人會上街抗議，民怨沸騰，莫過於現今時刻。最近，不同民調指向市民對梁振英特首滿意與支持出現負分數，不少市民醒覺原來政府「講多於做」，而問題根源是梁振英競選時說得太漂亮，到上任後做起來，卻有這麼大的差距。當愈來愈多人發現有「受騙」的感覺，又見識了梁振英的語言「偽」術，心內自然有忿怒與不滿。
回歸以來，歷任特首仍用前殖民政府管治思維，認為威信的確立，在於「權術」的有效運作，只要夠票通過法例便可。政府施政，愈來愈遠離民意，也不主動與虛心聽取民意，結果造成民心背向，自食惡果。民怨劇增，在於政府設立的諮詢組織不能兼容異議，疏導怨忿。筆者認為施政者首要之務在於重建誠信，凝聚社群共同「願景」，本港政治與民生方有出路。
歷史學者福山（Fukuyama）在《誠信》一書，從寬廣的全球視野檢視，認為經濟發展與倫理價值是分不開的；誠信乃是重要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 l）。沒有誠信，社群中各成員甚難與他人共事，也不會為了共同目標而一致努力。回歸以來的香港，施政者只談經濟不提倫理，忽略了凝固社群內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結果是各階層的互不信任的惡性循環。
另一位學者加納（John W. Gardner）於《論領導》（On Leadership）剖析，當社群失去共同擁有的價值（誠信就是其一），社群必然解體，領導的職責就倍加困難。領袖身為社群的建造者，他必須在社群內孕育與傳遞誠信，促進各人互信互助，求同存異，尊重人權。加納建議五項領導技巧：建立共識、網絡隊工、運用非職分而來的權力、建立系統與靈活彈性。
可惜的是不少港人已對梁振英失掉信任，要重建信任確是漫漫長路。有教會領袖形容當今特區「政府癱瘓」，難以有任何實質作為。港人既不能對政府有任何期望，而政治領袖也不能塑造任何偉大的「願景」，我們就身處困局中。
七一上街不表示能解決現今社會的所有問題，筆者理解每年七一遊行類似「公民嘉年華會」，在短短路途中，了解社會中有哪些訴求；哪些口號與標語最有群眾的認同。
堂會不會用組織名義參與，但教牧與信徒作為公民，有自由上街與否。早些日子，《基督教週報》有篇奇文〈社會關懷與社會行動—基督徒應作世上之光〉（第2546期13年6月9日）：「福音派的神學清楚地指出，教會應有社會關懷，惟不宜直接參與社會行動。」接著文章又指出：「香港最近討論得熱火朝雲的『佔中運動』，是一個社會行動。它到底能不能以『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則爭論不休。倡議的一些學者也許動機良善，但是教會千萬不要忘記，主耶穌交給教會的使命是傳揚福音。世上有太多的人等著我們去把福音告訴他們，而傳福音亦是基督徒首要去做的事。」
倘若有教會領袖認為上街就是「社會行動」，這些領袖很可能患上「思覺失調」，因為基督信仰要求我們不是空談「社會關懷」，而要道成肉身式「社會行動」。福音派信仰與基要派明顯的分別在於對受造世界的肯定和參與，前者選擇「進場參與」（engage），後者則「缺席離場」。
萊特（Chris Wright）於《宣教中上帝》：「基本而言，我們的使命（假設有聖經告之並證實）指向我們作為神的子民，在神的邀請與命令下，我們的委身參與在神本身的使命，就是在屬於神之世界的歷史中，為要成就屬神創造的救贖。」筆者出席第三屆洛桑福音大會（2010年），大會公佈的《開普敦承諾》這樣理解:「整全的使命意味著察驗、傳講並活出聖經真理，福音就是神的好消息，是藉著十字架和復活的耶穌基督傳給我們個人、社會和受造之物的好消息。這三方面都因罪而有破碎和痛苦；這三方面都包含在神救贖的愛和使命之內；它們必須成爲神子民之整全使命的部份。」
可能有教會領袖如同某位歌手一樣宣稱：「我討厭政治」，陶傑作出這樣回應： 「一個社會走向專制，自己放棄了自由權利，靠的是這樣的愚眾。她討厭政治？她不知道：麵包比上個月貴了一元，她喜歡吃的那家日本小餐廳結了業，或者乘地鐵，票價又貴了，這一切都是政治。」基督徒與堂會根本不能遠離政治，有無形之手不斷進行統戰；但我們需要凡事察驗，追求公義，堅守真理，拒絕謊言，離棄惡事。七一上街與否，只是個人的價值判斷，上街的不論斷不上街的，不上街的也不要禁止與批評別人上街。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3.0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