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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中：法学对政治（神）学？　
　　　　　　
　　由早期教会到二次大战都有十分混淆视听的事出现过，历世历代如是，上世纪着名德国法学家施密特（Carl Schmitt）就是一个着名的例子。据笔者对施密特这例的一些理解，与戴耀廷（占中）的构想很不同（虽然两者都与主权和法律有关）。施密特认为「危急时期」，主权（国家〔德国纳粹〕）可超越法律，作为欧洲着名法学学者（哲学家），当时觉得「民族主义」是超越法的「神圣」基础，战后他却发现自己犯了大错，在学术上修正，认为国家「价值」（value）作为现代人的「神学」（上帝）是有重大问题的，提出所谓的「价值的僭政」的现代理解。　

　　戴大概认为和平抗争（公民抗命）要超越法律（不公义之法〔价值〕）， 情形可能相反，或许正是不愿再犯上施密特二战时期同样的「价值」（思维）错误，亦不想政府出错，以后遭历史诟病，相信戴绝对听过施密特的案例。如没搞错，戴似乎在神学（政治神学）与法学之间游离，他的「基点」（foundation）是不明显的，却彷佛指向了上帝「存在」的信仰（问题）之上。¹这岂不正是西方现代宪法的基督教基础吗？ ²或许可以这样表达清楚一些，若相信上帝是存在的（戴耀廷相信），充其量那么一切价值（包括法律）都是可以超越的，如在危急处境更是如此（亦是公民抗命的理据）。当然，「怎样才算危急处境呢？」，就更是一个寻求理性准绳的最终决断的问题（戴也问过）。法学问题和主权（国家）问题历世历代一向纠缠不清，在进入二十世纪现代性（modernity）的高峰最终衍生出来，战前后有两种（政治──神学）理解，作为一个着名法学家（哲学家／神学家）绝不是容易理解的事。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个德本土的着名思想家有相似的遭遇──海德格（Heidegger），他于战后接受访问说：我们（这世代）需要一个上帝（a god）。可以这样问一下，对海氏来讲「民族主义」又岂不是一个能「呼风唤雨」的「神」吗？海德格年轻时本来攻读神学（大学一年），后来转修哲学继后师从过当时得令的现象学派大师胡赛尔（Husserl）的思想引导，后来更成为二十世纪德国以至世界着名的存在主义思想家，战后他却一反以往承认自己是个「神学家」。这「神学家」的身份，绝对须要从历史和神学中理解的。思想家是世上最坚定（固执）的人，因为思想是累积发展而成的，面对历史（暴政）的残酷，思想家更要认清世界（包括神圣与政治）的本质及当中的复杂性。

　　彻底从神学角度看，各种各样的思想（哲学）和知识（主义）体系是属「人」的产物，据说可以为人类领路的确很可能是启蒙以后「现代性」（世俗化）的最大诱惑（危机）。而这困境必须有神学（宗教──政治）的问题参与其中，才有望得到较清楚的对话和解答。奥地利语言哲学家维根斯坦（Wittgenstein）曾认为，哲学（形而上学）是一种「诱惑」（特别当语言企图僭越其自身的限度时），是人意志的产物，他亦提到「语言和逻辑」对科学和「生活世界」更重要，面对神圣「语言」却失去效力，建议「上帝不可谈论」说。哲学是人意志的产物，这种提法当然不是新鲜事，从尼采哲学的语境会有更好的理解。人怎样思想、行什么路当是人自己（意志）所取舍的。在香港以至大陆面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时刻，政治性的思维是必须有的，或许简单化和单一化的「主义思维」的进路才明显是一切「政治」（群体理论／神学）主张危险的因由。神学家更加需要一种合乎圣经和传统的政治神学。这种神学不是什么，正是以基督启示（Revelation of Christ）和福音书教导为基础的一种「和平国度」的构建，它不应只是「知识份子」的理论开展，却更应是教会实践「天国福音」的重要平台。它超越哲学和伦理学的一切想像和假设，它必须有基督启示作基础，并且是末世论式（eschatological）的。强调福音的教会一向对神学（启示问题）和末世论可以说是充满误解，敢问「末世论」何物，且有何所指？根据圣经和神学传统，末世论绝对不是指「末日」那些灾难式的理解，这对教会、社会和神学是一种伤害。属基督教的末世论委实是一种「历史观」，而且绝对是有福音书和耶稣教导作基础的一个「基督教的历史观」，它指向一种圣灵引导的历史的状态。　　　　　

　　今天，或许香港人当下可尝试问一个处境性（contextual）的问题：香港现在「危急」吗？戴亦曾经问过（大义）：……问题是，现在是否已有不公义（政府施政）在社会之中吗？特首梁振英先生早前回答立会议员提问时说（大义）：……这样提出诉求（占中），会否替香港负出太大代价呢？……如真的「占了中」瘫痪了中环。在香港的所谓「中环」（经济）价值之下，香港的「价值观」应怎样重整当然是一个问题。但重整（re-construct）和改变又意味什么呢？这岂又不是一个更广大更长远（一个全球性和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问题吗？今届政府虽遇着更多不同的问题和诉求的压力（面对普选当前是可理解的），似乎比前两届政府以守为主的策略（上届特首上任的口号是「做好这份工」）实在有点不同。现届政府怎样明了一种「香港的『危急』处境」，委实是政府那居安而思危的一种态度和责任。当然明了不代表掌握，掌握亦不代表有能力解决所有社会中的问题（特别面对两岸三地的复杂处境和全球性紧密联系的变数），只有采取客观的态度（持守香港的核心价值，特别是「法治基础」，与不同地域的政治和文化价值多交流沟通），事情才会有望慢慢在新世纪中迎刃而解的。香港社会的问题当然是与「价值观」（中环是香港金融业的标志）的问题拉上关系，这是一个更为基础性和长远（经济结构和资本主义文化）的问题。作为一种「科学方法」的考究，相信只要心中有疑问（问中了问题），无论是科学或政治，可能性就在「想像」之中。但只着眼于短暂的问题而缺乏较长远的目标和策略问题是很难有重大突破的。　　

　　进入廿一纪是宗教的年代（宗教重新开始及复兴的问题）与否的问题委实并不重要，我们无须学着法国「后现代」思想说预言作「先知」，虽然预测（估量）有时是必须的。我们却须在混杂多元的价值年代，作延续性还有重整性的工作（无论政治上或思想上同样）。问题是我们是否学懂一种理性沟通的哲学（教会：合一──祈祷；宗教与世俗社会：理性对话），沟通（communication）是二十世纪进入廿一世纪的重大哲学和神学议题，当然对法律学和政治学更是重要的一个应有的推进。德国思想家哈伯马斯（Habermas）在这方面的贡献良多。现代政治（哲学）思想相信不会只完成于保守主义（如史特劳斯〔Strauss〕）或自由主义（如哈耶克〔Hayek〕）等各路思想家的理论（主张）和争议之中那样简单。在复杂的多元（后现代）处境，或许强调批判理性和沟通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成员和其继承者会为人类的政治生活带来更积极的看法也未定。 ³所谓古典主义和现代（后现代）主义或许是学术上（高等学人中）的论争形式的种种，我们应当深明当中的需要和「逻辑」。　

　　在战后的现代学术中值得注意的例子是，诸如政治实践型思想家柯耶夫（Kojeve）和鼓吹「科际整合」（复杂思维）的法国战后的思想家莫兰（Morin）等欧陆学者的贡献，这些实践和理论并重的思想家并不轻易放弃「沉思与写作的重负（贡献）」，亦不耽延时代的改变的可能性和呼声。据说柯耶夫是个奇特的黑格尔（Hegel）哲学诠释者，战后不久更是协助起草欧共体议程的其中一个重要设计者，他是史特劳斯的论争对手，听说他俩亦是终生的良朋至友。据有限所知，与莫兰同样柯耶夫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相信他是一个没有划清自己主义「路线」的人，他考虑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绝对是一个大胆的实践型政治思想家。 ⁴听说，他经历过俄国十月革命的逃亡，他深知什么是「生命的限制」，如很多痛苦生存下来的俄国文学家同样，柯耶夫的成长可能亦充满存在主义痕迹和经历。但欧洲在战后漫长的成长和历史契机曙光中，的确亦正好反映在这类伟大而充满盼望和憧憬的思想灵魂身上。听说欧共体的「提案」是由前英首相休吉尔（Churchill）于战后立时提出来的，后来得到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支持。相信柯耶夫深明他自己只是个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渺小的「学人」，他从不会当上「如上帝」一样的僭越的位份作别人的「法官」（如施密特那种「政治的神学」）的位置，经历过历史混乱的他，当然亦没有向历史的残酷和虚无主义投降（如卡谬〔Camus〕等无数人的思想）。笔者深信，作为一个「学者」，他深深知道读书是为了什么。　　　　

　　而施密特将「价值论域」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的神学」（主权从上而来）的问题，二战前后在西方学界引起过极大争议（近年听说在国内亦炒得炽热）。进入全球化民主时代，可以问：现代民主（价值）的民「权」难道又是从上而来的吗？这当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神学和政治学问题，最少对教会（神学）是一个很好的反省，特别在自由主义高涨的「人的年代」提这问题更有意义。施密特这现代着名且受争议的法学思想家（哲学家〔亦自称是神学家〕）年介九十离开世界，大战前后都反覆思量这些「法的基础」的「寻问」，这（政治──神学问题）显然在西方思想界（在民族──政治──宗教等层面）困扰非常。国内就有文化神学工作者近年编译过专书介绍这段显赫的现代思想史案例和相关的争论焦点及其与政治神学发展之关系，前提正是「危急」的政治（神学）和法学问题。 ⁵在中国的开放改革处境中提这问题难道是虚有的吗？虽然性质有点不同，香港回归后就得要立时直面这问题（法律争议与国家主权释法）是事实。 ⁶

　　这问题在此提出来让大家思考参详。戴现在就如「先知」一样大声呼喊要求：公义为政，普选落实。相信很多香港人也认同。「公义」（法律上／神学上／政治上）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值得努力追求。值得注意的是，神学上公义的概念却是超越法律的（亚伯拉罕的故事／耶稣对律法的解释等圣经记载都可解释这问题），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施密特都有相「类似」（与神圣相关）的见解，但读者须要注意的正是它们的「相似性」，因为它们在「善──恶」的问题上是各走极端的。问题是上帝的主权最终落于何方（彷佛是一个终末的问题）。这彷佛是一个奥秘中的奥秘，没有答案，但历史反映和启示的理解中看，事实不尽然如此的。如保罗讲到：我们如今彷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林前十三12）在圣经中公义不是什么，而往往乃是与「上帝（善）的心意」有关。如旧约先知弥迦书所示，弥迦指着社会的不公不义说：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参弥迦书六8-16）同时我们要注意，圣经中除了「公义」这观念非常重要之外，还有是「真理」（Truth），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参约十四6）而「真理必叫人得以自由」（参约八32）。这或许就是我们基督徒要竭力「说明上帝的真理的原因」，无论如何，上帝的真理（公义与善）将最终带领人类进入「上帝和平与爱的国度」，这或许就是我们教会「应有」的理解和竭力的追求。巴特神学认为：上帝的爱最终将战胜一切！巴特神学的提点十分重要：「上帝是上帝，人是人」。上帝的真理当然与人的真理有分别 。上帝的「方法」与人的「方法」有分别；上帝的「时间」与人的「时间」有分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人对上帝应有的信心和具体的责任（行动）是很清楚的。巴特作为神学家的自我批判言述亦值得聆听：……作为「人」，我们不应谈论上帝，作为神学家（传道者）我们要竭力地说过清楚。人的法律（公义的概念）是有限的（虽然人有立法之责），它却不能「扮演」（play）基础。更遑论好像二战时以纳粹「民族主权」超越法律成为疑似神圣的「法的文本」的理解。二战后，施密特以法学家身份，穿梭于海德格（Heidegger）、韦伯（Weber）、舍勒（Scheler）等同代的大思想家之间，说明这种「有关神圣的」谬误，重新思考「价值」的问题，提出了「价值的僭政」（Die Tyrannie der Werte）的现代反思。后来得到德本土着名神学家云格尔（Jungle）肯定，为施密特挽回了一点声誉。 ⁷

　　谈回「占中」问题。有关「占中」（占领中环）的理解，一开始戴提出来就有些奇特，如果「占中」示威的大目标是争取「真普选」，「中环价值」与之有何较清晰的关系？相信「占中」的关注亦包括香港的「价值观」问题，不过所谓「中环价值」的「价值问题」就像「附件」一样，令「占中」思考更复杂更不好理解。这可能亦会分散了寻求「主线（真普选）」的注意力。事实我们无须借其他「价值议题」表达香港人争取真普选的决心，反而要在可行的空间之中去争取和提出诉求，这是笔者一点点的己见。民主党创党人之一李柱铭先生是民主阵型中第一人提出「普选初案」的人，当然翌日已因党内外声音不绝，而即时收回「提案」（有关提名程序的初步建议）。如果占中策略希望一次过提出香港的政治和经济价值等问题，如七一百花齐放嘉年华式一样高喊口号的游行有何重要分别呢？我们又对此会有什么反省呢？分别可能就是只「犯法」（戴：公民抗命）地提出诉求显示决心和迫切性。当然，这样的游行示威会有一定的果效，最少香港人和香港政府都会听到。问题是对（中国）香港（包括两地民主发展）未来的道路，会有什么推进呢？可以思考的正是我们可以作些什么，在历史进程（短期或长远的规划）中协助（中国）香港在未来的日子，特别是面对全球民主化剧变的世代中，缔造一个更进步更稳定更迎合人类福祉的民主文明的提案，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牵涉的可能或许是一种「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保守主义」（强调整体性的好处）之间的平衡 ，⁸这种复杂性就更是「一国两制」须要面对的。占中作为一个争取香港政制改革的诉求，特别是有关普选及公义的问题，作为基督徒当然有「自由」去思想和选择参与。　　

　　总结讨论：　

　　从占中的构思模式引发，我们发觉它背后很可能有种坚定的信仰（神学）理解也未定，这种背后的思维却超越了法律（戴：不义之法），并且尝试提出何为「神圣的法」与「不义之法」的区分和问题思考。初步看来，「占中」提出的是一个政治「诉求」（真普选）而不是一个政治提案（普选的形式和内容）。思想下去，我们可能会发觉「政治」或许比「法律」的问题更为复杂且责任更大，因为它（政治）不只思想「公义」、「爱」、「法律」、「和平」、「价值」、「真理」等真善美的形上学基础和「判准」（judgment）问题。「政治施行」更须要为人类（个人、家庭、城市、地区、国家、大地〔世界〕）的真正好处（福祉）着想与实施（执行）。这或许就是施密特错判二战的「形势和后果」的原因。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民族主义」在纳粹以民主形式上台后显得更为沸腾和高涨。施密特那种「敌──我分明」的政治构想明显带有强烈国家民族主义（统一大欧洲）的成份，当然成了纳粹统治的辅佐。 ⁹在上世纪初到中叶期间，处身于亚洲乱局的中国会有更深的体会，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当时日本提出）的理解明显是一种极端民族野心的历史证据。施密特只是作为一案例再次带出来给大家参详（香港和大陆学术界已有不少人讨论）。这例子表明，知识份子再冷静理性都会被诸如「民族大义」等热血沸腾的历史和政治（主义）诉求所左右。无论政治、伦理或信仰，若只是由「主义话语」所支配而不考虑所可能造成的后果都是危险的，历史证明这点。刚过去一个世纪的人类历史，无论从社会主义国家或民主自由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考究，都可得出如此的看法是清楚的。

　　神学、政治学、伦理学和法学都有「重大责任」去辨清「善──恶」。从神学上考究必须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学像『神圣』一样有『终极』（ultimate）」分辨何为善──恶的能力？（参创世记第三章）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神学」问题，与现代性的本质和人类的发展都有着重要关系。作为神学终极的考究，耶稣说过：没有人善良，只有上帝善良。但无论如何，我们（人类）却有责任在地上作工（正如新政治神学给我们的提点），不论是神圣的工作或世俗的工作，关键是我们要学懂一种「质料（客观理性）的伦理学」的设想（舍勒〔Scheler〕），不应只被情绪和各种各样的「主义话语」冲昏。二次大战前德国出现了一个天才（大魔头）──希特勒（Hitler） ，他几近「如上帝」一样，理性与感性同样天赋过人 ，他善于演说（激动人心），满有卡里斯马（charisma）的魅力，他把握能力惊人，可以说是个彻底的机会主义者，是一个有决心的政治家，且他是一个超凡的军事统帅。相信人类历史有幸再过多一千年到达第四个千年的话，人们只要懂得「记忆是救赎的力量」，也应懂加深对此「人」（希特勒）走过的路作更深入的了解（研究）和认识，他的所作所为警惕所有世人：人不是上帝，人只是人（卡尔‧巴特）。　　

　　欧洲以至西方社会一个世纪以来走过的路正显示这是一个「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正如尼采（Nietzsche）所讲「上帝死了……」。无数现代西方文人哲士问：现在谁来担当「上帝」？尼采哲学在「虚无主义」中提出过「超人」（Ubermensch） 的观念 。¹⁰「超人」是什么？大概是「神与人」之间的东西吧！无论「超人」的理解是好是坏。从尼采那锐利的眼目所见的现代世界，难道他真以为上帝死了吗？ 尼采在传统基督教家庭背景长大，难道上帝和宗教（政治）的分别他没有想过吗？尼采的嘴巴大概在「替现代人说话」吧。尼采说过：上帝死了，是我们亲手杀死他的……难道我们（人类）就连大海也能喝干？……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二战前后的欧洲，一些神学家要竭力保存自身在现代性的「危急处境」之中的发言权的重要原因，德语思想家（神学家）在战后的贡献显得异常突出。巴特 、布特曼、蒂利希、莫特曼、潘霍华、云格尔、舍勒、海德格、施密特等等很多「教内教外」的人，都是「现代神学」的重要人物，丰富了战后欧洲整个文化发展，欧洲今天的发展绝对与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不悭努力有着紧密的关系。刚才所提到的神学家名字都有个共通点，他们都不纯粹以哲学家身份自称（海德格和施密特战后亦承认自己是「神学家」，可以问为什么呢？），虽然他们都锺情于「爱智」（philo-sophy）活动，在思想界留名。他们的共通点是，他们都视上帝的学问（Theo-logy）为真理，且是「真理中的真理」。他们的人生都在乱世中遭逢劫难，却没有离开上帝思想人生和世界（政治）。而潘霍华的「激进」（radical）的政治行动，更被一些人冠以「殉道者」之名，当然这亦是他受争议的地方 。¹¹
　　　
　　按现时初步了解，看来占中的「思维」比其行动更进取前卫，戴耀廷似乎看到在此刻，和平示威是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作的事，为普选（民主）为法治为上帝的公义都是应该的，至于何时才是须要「占中」却是戴的计算和博奕，这或许要看政府的回应。不论占中最终如何发展，我们基督徒学者（神学和文化工作者）须要加强的正是更好的思想和经验（empirical）研究的基础，让实践工作可以更加能够造福群体（教会、社会、国家和人类）。　　

　　「一国两制」被提出来的时候，本身就仿如一种「政治──吊诡」（political-paradox）的实验（争论固然十分大，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最终落实于回归后的香港作试验田，当时中国大陆的领导层为的当然是解决国土完整和团结的问题，亦有维持香港稳定不变的动机 。另方面来看， 正如神学是一种「既已亦未」（already but not yet）的学问，吊诡不代表不真实不存在（如爱恩斯坦〔Einstein〕思想光速与时间减慢运作时，「想像」过的抽象又复杂的情境一样），只要我们不刻意将问题简化，在时间和历史长河中我们人类或许有天会更明白「天国」在地上彰显是什么会事（主祷文： 愿袮的国降临，愿袮旨意行在地上）。这当然不单单是一个宗教信仰问题，可以理解「宗教与政治」乃是一个银币的两面。

　　从神学或政治神学的角度延续地看，没有了自古就有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传统（希腊）与希伯来人的「历史中的上帝」传统，及两者相遇的纵合汇成，神学和法学什至科学（science）都可能失却了相关的（想像──语言──经验）基础。这可能就是现代性最大的危机，因为一切的「立法权」都旁落至「人」身上，纵然法庭和教会都安放着圣经。如是者现代政治学亦只可能沦为唯物论的生物学（达尔文〔Darwin〕的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处处以战争和利益着眼。而教会只关心群体式聚集，从来不关心群体的本质和责任，而不理解政治（此世国度与上帝国度）的问题，就只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和错误的抉择，陷入身份危机的后果，就是与上帝（爱、公义、和平、诫命）断绝关系，陷于「政治──宗教」（莫特曼）的光景，不能以其「上帝之言」自圆其说。二次大战时教会犯下不可弥补的「不信」，仿如将基督又一次钉上木头一样。这亦是为什么一千九百多年前，约翰福音就写下（见证）「彼得忧愁了」（参约廿一章）的原因 。¹²彼得相传最后死于倒钉十字架，彼得──教会的磐石（矶法）。笔者关心的正是彼得（教会），现代基督教会比社会国家政治可能更危更急，因为他们「不能（想像）」像彼得那样，与复活主相遇和倾诉（祷）的经验。二十世纪西方的政治神学（教会）发展史相信是教会和信徒必须加深了解的重要一课。¹³

　　祝中国（香港）双赢，
　　 愿袮的国降临，愿袮旨意行在地上。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3.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