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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会史是当前的显学，但有重要一页是少人着墨的，就是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奋兴圣洁运动（Revival-Holiness Movement）与香港福音派教会的密切关系。这日渐被遗忘的一段历史，有必要深入探究，或能带来香港教会再次奋兴。

　　首先，美国的奋兴圣洁运动、香港的福音派教会这两大项目，是需要从学术上釐清其定位，才能够在适当框架内进行探究。这方面涉及一个宣教学上共识，也需重提一些宣教史的片段作学术上注脚，如下。

　　近代福音来华，始于一八○七年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这一位来自英国的宣教士，他是十八世纪末西方宣教机构纷纷成立后差往亚洲的先锋之一。十九世纪初来到中国的宣教士，所属的教会大多是日后被通称的主流教会（Mainline denominations, mainstream Protestant）。 这些历史悠久的宗派教会，紧随欧洲和英国移民潮，早于十八世纪之前抵达北美洲成立教会，演变成今天而具代表性的，包括：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UMC），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ELCA），the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PCUSA），the Episcopal Church（圣公会在美国的名称，英国称Anglican Church），the American Baptist Churches（1907-1950称the Nor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1950-1972称the American Baptist Convention，浸信会分支众多，这是其中一支），th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Congregationalist），the Disciples of Christ。

　　北美洲的教会，亦受到欧英两地宣教运动的影响，十九世纪上半期亦差派大量宣教士到中国沿岸地区传教，且人数逐渐超过欧英的宣教士。

　　由于昔日中国限制境内传教，只有澳门作为葡萄牙殖民地，能让宣教士驻居，适应预备和等候机会。据李志刚牧师的研究，香港自一八四○年开埠后，有赖驻澳十二位宣教士中七位迁港，教会才迅速创立。打从一八○七至一八四二年间，来华宣教士多以澳港为据点，先后有六十一人，主要来自七大公会：英国的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一九一八年起与巴陵会、公理会、长老会及同寅会等十一宗派组成中华基督教会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美国的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改革宗长老会为主要成员）、美国的浸信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和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后者美南浸信会在今天是最大一支并差出最多宣教士）、英美两国的循道会卫理公会 （在内地又称美以美会或监理会）、欧洲的信义宗教会（如信义会、礼贤会、崇真会，他们继上四者之后派宣教士到中国）。

　　上述的香港开埠时期的福音工作发展，是一个历史共识，也可以说是第一阶段的香港基督教发展史。当史册翻页至十九世纪中段，出现了北美洲教会新兴宣教力量，也由此带动一批新形态的教会和新一波的宣教潮──就是由奋兴圣洁运动产生的宗派、并由此促生香港的福音派教会。这方面的发展可简述如下：

　　自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新教都出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程度的觉醒（awakening）、 奋兴和复兴运动，使之不断更新壮大。若将奋兴连上圣洁而产生互动现象，则约翰衞斯理（ John Wesley, 1703-1791） 毫无疑问是公认的创发者。他的言行皆奠定根基和树立榜样，让后人进一步推动奋兴和圣洁，并深度影响儒家文化的华人教会。论复兴，衞斯理身体力行，放下教授身份奔走全国向教堂外劳工讲道，燃起中产信徒的基层布道热诚；论圣洁，他身先士卒，创立律己什严的圣洁会社（Holy Club，因而被讥为Methodist而得名），唤醒教会实践成圣神学（theology of sanctification）。然而，复兴圣洁这两方面对衞斯理身在的英国所产生的成效，不如他死后对美国所带来的巨响－－卫氏代表作A 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是美国循道会初期的培育信徒的方针，此书于一七八八年至一八○八年被纳为教会栽培材料（Discipline），而卫氏钦点的北美带领者Francis Asbury（1745-1816），亦曾经历卫氏所主张的「完全成圣」（Entire Sanctification）而备受敬重，可见追求圣洁已成为美国此一宗派早期的特色。

　　英裔基督徒移民是美国开国前后的主要人口，这群冒险来新大陆开荒者，先是持改革宗神学（Reformed theology，即公理宗和长老宗）的清教徒，后是浸礼宗和循道宗；清教徒立足于东北一带，后两者则从东北部向南部及中西部拓展。第一代循道宗的移民效法卫斯理，巡迴布道和开荒植堂，以致有一段时期成为新大陆最大宗派。美国有别于英国的是，地广人稀，信徒散布乡郊者众。露营聚会（camp meetings）因此而兴起，日渐吸引信徒赴会，他们借几天以上会期听道、相交、休息、娱乐，身心重新得力，可谓切合时需；十九世纪初，各大宗派热衷以这些营会造就信徒，正好预备了较后一轮的奋兴运动，能有更广阔、更自由的场地来作周期性推广，生出更大果效。

　　以下先行撮述奋兴圣洁合流运动的人物、组织、理念等方面，作为一个背景资料库，供稍后深入检讨由此运动而出的香港福音派教会的得失。

　　（一）芬尼（Charles G. Finney,1792-1875）：原是纽约州的律师的芬尼，经历强烈的悔改经验后，立志事主。他随长老会牧师学习神学，出道后渐远离加尔文神，在布道方面日渐成名。有些学者用他带领的学院之名字称其神学为Oberlin theology。他是美国第二次大觉醒（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的领导人物，更被公认为现代奋兴运动之父 （The Father of Modern Revivalism），积极推动一种成为完全者的复兴 （perfectionist revivalism）；其着作Lectures on Revival（1835）、Letters on Revival（1845）和Lectures on Systematic Theology（1846）标致他在复兴和成圣方面的重视和贡献，而这方面又与社会改革连合的。他在蓄奴盛行时期常警告纵容此事的教会「神的灵会离开他们」，他不单呼吁废奴，更投身救奴。芬尼之后，奋兴布道会一直后继有人，出名的就有Dwight L. Moody（1837-1899）, R. A. Torrey （1856-1928）, William（Billy）Sunday（1862-1935）, Charles Fuller（1887-1968）, Billy Graham（1918-）；他们的影响力从美加伸展至全球，遍及各地华人教会，当中为香港大型布道会树立典範的葛培理，也是效法芬尼的布道模式。

　　（二）圣洁教会（ Holiness churches）：基于十九世纪中叶美国不少循道宗教会迈向中产化和世俗化，教内呼吁回归会祖衞斯理关怀基层和追求成圣的声音增加，终至一八四三年该宗派出现分裂，首先有Wesleyan Methodist Connection（Wesleyan Church的前身），一八六○年继续分裂出循理会（Free Methodist Church）；南北内战后，另一轮出走潮伴随复兴圣洁运动续现，到了一八八○年代，形成更强大的圣洁宗（Holiness denominations，至今以宣圣会Church of the Nazarene 为最大一支，后出的五旬节、神召会教会更发展成当今增长最快的教会），并由此而产生的上世纪宣教热潮，直接导致战后香港教会急增。这批新兴宗派都以服侍贫苦大众为荣，有别当时美国富裕化的主流教会。

　　（三）Walter and Phoebe Palmer夫妇：非比是一位敬虔的循道会友的后人，她从失去三个年幼儿女的伤痛中，经历了「完全成圣」，遂开始周二晚一个追求圣洁的家庭聚会 （Tuesday Meeting for the Promotion of Holiness），带来纽约市的循道会复兴，促生圣洁运动（Holiness movement），蔓延美加各大宗派。她为运动写下奠基性作品 The Way of Holiness（1843），无惧危险闯进纽约市中心贫民窟创立关怀事工（1850），出版The Promise of the Father（1859）推动女性事奉、造成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出现及卜维廉夫妇蒙召成立救世军；她更购下当时首本推动完全基督徒生活的月刊The Guide to Holiness（1864），自任编辑使其达到高峰期三万本流通量。这一对平信徒夫妇贡献良多，被视为圣洁运动正式开创人。

　　（四）The National Camp Meeting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Holiness：奋兴运动一直以营会作主力推动，各宗派热衷举办这类奋兴营会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复兴，后长老宗因营会涌现的情绪现象而停办。圣洁运动兴起之后，亦融入营会中推广，首先出现是NCMAPH此一组织，于一八六七年由John S. Inskip（1816-1884）和一些循道会牧师创立，该年营会就吸引一万人出席，翌年更多达二万五千人；很多参加者经历五旬节 （Pentecost）般灵力彰显，大得奋兴。此模式的事工更迅速传至英国成为至今仍闻名的Keswick Convention，催生higher life movement。此类活动发展到一八九三年，成为闻名的National Holiness Association（简称NHA，至今多次重组及改称，包括：Christian Holiness Association, Christian Holiness Partnership, Interchurch Holiness Convention等）。此事工也渐渐脱离循道会人士手中，融入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时期保守信仰的教会另一轮的复兴主义（ revivalism），衍生各类奋兴布道家（Holiness evangelists）特会、非宗派性机构、独立出版社、教会大学和圣经学院、普世差传组织等多元化事工。

　　如上文所说，香港基督教教会第一阶段（十九世纪中开埠之后），是由历史悠久的主流宗派开创和发展。若以下一轮宣教植堂作为第二阶段，则以二十世纪中叶大批宣教士因国内战乱、政权改变而迁港作开始。

　　一直以来，香港地小人稀，对比国内广大禾场，不是宣教首选之地。当一九四九年共产主义接管中国，大批宣教士被迫离境，很多暂居殖民地香港，伺机再进，却眼见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在「福音与面包」都极其需要的年代，正好为香港福音工作提供难得土壤；加上，一批又一批神学院师生、教牧和信徒亦走难来港，往往成为经验与资源丰富的宣教士好帮手，以致教会成立如雨后春笋，兴旺一时，基督徒人数急增。从各类统计数字可以看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香港增加了很多新的宗派性教会和独立宣教士或华人创立的教会，这三类教会大多原是北美奋兴圣洁运动中海外宣教的果实。

　　香港基督教教会第二阶段才兴起的宗派，从堂会和会众的数量两方面来衡量，不少已越过第一阶段历史悠久的宗派，成为所谓「大教会」，包括宣道会（香港九龙塘基督教中华宣道会、基督教宣道会香港区联会）、中国基督教播道会、五旬节圣洁会、神召会、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平安福音堂；宣道会、播道会、五旬节圣洁会皆有一间逾六千崇拜会众的超大型（mega-church）堂会，而在历史更久的宗派中有此类型堂会的只有浸信会。可见，第二阶段开创的香港教会，非常重视布道和栽培的事工。奋兴圣洁运动一向重视这两方面事工，大大促进教会的增长。

　　至此，有需要进深一步透过一个适切的研究方法，支持上两段概说。从方法论而言，虽然没有最完美的方法，但可以有最有说服力的方法。下文就是尝试建构一个有说服力的方法：第一，查找北美复兴奋洁运动大有关系的、涵盖性大的、福音信仰上实力巨大的一个联合组织；第二，查究香港第二阶段兴起的宗派，是否大比例来自这一个联合组织和其中的圣洁宗，从而支持上两段所言。按此分析如下：

　　第一，福音信仰的教会自美国立国以来，一直是主流教会持守的信仰，只是按其在欧陆和英国的宗派传统，各自在北美洲布道植堂，直到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的出现，一些教会领袖有意另组一联盟，遂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组建美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简称NAE）。它从一开始就与奋兴圣洁运动的宗派强势连合¹ 。学者普遍认为因为葛培理（Billy Graham）大力支持NAE，从速提升其认受性而渐成福音派最具代表性的教会联合组织。然而，教内教外皆存在一种错觉，以为NAE在质与量方面是加尔文改革宗占强势，实非如此。 ²以下来自NAE及其各宗派官方网页的资料和数据，足以说明这一事实。

　　上表显示，NAE成员宗派除了Brethren in Christ Church皆是卫斯理（1703-1791）身后才成立的，而直接或间接受他影响生发的圣洁运动下宗派、包括几个由圣洁宗出来的五旬宗，共计有十个（在上表中以*标示），占了NAE一半之数。加尔文神学传统（Calvinism）的宗派，确实而言只有几个（宣道会和播道会，按其沿革也非偏重改革宗神学路线，在此不赘³ ）。

　　第二，香港教会史第二阶段兴起的宗派，究竟有多少是由加入NAE的宗派所创立。根据定期出版这方面资料的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香港教会名录2010-2011》，本文作进一步分析后，得出上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宗派如下（部份1949年共产中国成立前已在香港少量植堂，下面中文数字表示1949年之前该宗派有多少堂会，阿拉伯数字显示2011年堂会数量；不在该书内的有基督教铭恩堂、敬拜会）。

　　圣洁宗渊源的教会：

　　宣道会（约130，包括中华宣道会23堂会）（一），香港宣教会Hong Kong Evangelical Church（17）、循理会（15）、协基会（8）（一）、宣圣会（2）、救世军（18）、中华便以利会China Peniel Missionary Society（7）（五）、四方福音会（8）（一）、神召事工有限公司Ecclesia Ministries Limited各神召会支系（约30）（二）、神召会香港区总议会General Council of HK Assemblies of God（5）、竹园区神召会Pentecostal Church of Hong Kong（7）、五旬节圣洁会（15）（八）、九龙五旬节会Kowloon Pentecostal Church（5）、港九五旬节传道会（2）（二）Pentecostal mission, Hong Kong & Kowloon、联合五旬节教会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of Hong Kong（4）

　　西教士主力建立的教会（部份与奋兴圣洁运动有关系者以^表示，第一阶段的宗派没有列入）：播道会（53）（二）、路德会Lutheran Church Hong Kong Synod（40）、东方基督教会Oriental Christian Churches ^（7）、金巴仑长老会 Cumberland Presbyterian Church Hong Kong Presbytery ^（9）、浸信宣道会Hong Kong Conservative Baptist Church Association （14）、万国宣道浸信会Hong Kong ABWE Alliance（33）、门诺会Conference of Mennonite Churches in Hong Kong（3）、基督教会Church of Christ/Christian Church（6）、圣约教会Mission Covenant Church ^（12）、笃志传道会Hope Mission ^（3）、灵光堂Emmanuel Church （5） （一）

　　中国人建立的教会（包括经西方支持者以*表示，部份与奋兴圣洁运动有关系者以^表示）中华传道会 Christian Nationals’ Evangelism Commission*^（20）、中华圣洁会 China Holiness Church ^（2）（一）、香港伯特利教会Hong Kong Bethel Church ^（6）（一）、中国布道会Evangelize China Fellowship ^（16）、九龙城基督徒会 Kowloon City Christians’ Church（3）（一）、香港华人基督会 Hong Kong Chinese Church of Christ （7）（一）、中华完备救恩会Chinese Full Gospel Church *^（7）、基督教颂主堂Evangelical Chinese Gospel Church（3）、乐道会Lock Tao Christian Association（8）（一）、潮人生命堂Swatow Christian Church（12）（一）、灵粮堂Ling Liang 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16）、喜乐福音堂Hephzibah Evangelistic Center（6）（一）、平安福音堂Peace Evangelical Center（33） 、基督中心堂Christian Central Church（6）、基督教铭恩堂（前称：华南五旬节会大埔堂） Remembrance of Grace Church ^（4）、敬拜会 Praise Assembly （8）

　　以上三组一九四九年后才大力发展的教会（不计外语教会），显示不少为人忽略的事实。「圣洁宗渊源的教会」共有十五宗派，其中不属于NAE的只有香港宣教会、中华便以利会、三支神召会、三支五旬节会；前两者因本是差会而不是教会，以致不加入以教会为本的NAE，后两者只因五旬宗（包括神召会在内）堂会常有重组而转变名称频密，不易追溯，不一定与NAE的International Pentecostal Church of Christ、Elim Fellowship、Assemblies of God没有密切关系。「西教士主力建立的教会」共有十一宗派（不计发展不起来的），其中四个与奋兴圣洁运动有关系的，但全部都是福音信仰的教会。至于「中国人建立的教会」十六宗派中，有史可寻的，就有七宗派与圣洁运动有关系。综合这三类宗派的数据，可合理地推断出一九四九年后香港兴起的教会中，奋兴圣洁传统的宗派约占三份之二。

　　客观检视香港福音派的圣洁教会（学术上可称为Holiness churches），可发现他们某些特质也移植到港，其中一些不足之处急待解决。如下：

　　美国早期不少开宗人物，是从主流宗派如循道宗、长老宗出来的，而继后的五旬宗又从圣洁教会出来的。当时的处境或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此不予置评。虽然时移势易，此种动辄「分裂」的做法，在香港的第二阶段教会发展时有出现，尤其在五旬宗教会内，形成不少分裂式增长，也令不少堂会陷入此一循环，不断受打击而难以增长。因此，五旬宗教会发展速度虽快，但分家亦快，挫伤元气。

　　此外，复兴圣洁的教会崇尚自主、强调信心，所以亦通称作自由教会（free church）、信心差会（faith missions），这可从一些宗派有free字为名得见其特色，就是不受「中央」操控，这有其历史因素。然而这些历史互动条件大多不存在于香港教会发展过程，这种模式衍生的问题如：堂会的独立性易导致基督教界无法监管，单靠信心亦易被私心滥用。人治的色彩和空间很大，带领者是什么人，左右教会极大；这体制迎合华人的人治倾向，但危机重重。当前，不少这类型的大堂会步入堂主任退休前期，接班人安排正正考验教会的决策阶层，而人事安排流露领导层的灵命状况，对教会未来影响至大。更重要的是，十九世纪末欧美的神学和教会变质只需一代人那么快速，未来十年香港福音派教会领袖的大换血，可大大改变这一中国特区的教会，尤其在圣洁教会一向关注的道德神学（moral theology）的立场上。

　　第三，战后香港难民涌现，基层福音事工需求殷切、什至关乎社会整体福祉，圣洁教会宣教士因在内地接近贫民，确是如鱼得水，很快将此类型平民教会发展起来，会众增长什至赶上第一阶段的主流教会；然而，西教士或上一代牧者大多知识水平不高，往往难于对应会众知识增加及教会中产化的要求，造成信徒转往较重视知识的改革宗神学倾向的教会。然而，当香港战后起步的教会，也流向知识化富裕化而远离劳苦大众，至终令整体教会退变成为另类「中产俱乐部」，着紧自身利益，欠缺爱世人见证与社会感召力。正当香港的穷人又再次多起来且贫富悬殊问题又在恶化，已到了须要像半世纪前教会界的投入来解决，但福音派教会愿再度投身扶贫吗？福音再是港人的整体获益，或沦为信徒之专利消费，将决定未来香港福音派教会的兴衰。

　　上述第三点由于是本文的关切所在，在此加以探索论述。

　　上世纪初，自由神学Liberal Theology高涨，衍生社会褔音Social Gospel。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Old School Calvinism）三代教授作出的抗衡，最能代表传统福音信仰的坚持，他们什至另立卫斯敏特神学院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高举卫斯敏特信条所代表的改革宗神学。此外，史家称这一段抗争时期亦是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 ⁴盛行之时，基要派对其视之为新派的神学作出过度的回应，导致对自身社会关怀传统大範围放弃，避忌社会福音涉及的社会伦理social ethics如政治经济问题的关心，只保留对个人伦理personal ethics的关注。 ⁵结果，社会上穷人的需要逐渐不列入基要派的首要关心。

　　正当改革宗神学奋力迎战自由神学，卫理宗背景为主的圣洁教会，不少在这一段危机时期亦投向加尔文神学的阵营以策安全──如接受改革宗「骨牌效应」警告而收窄圣经观至无谬说inerrancy of the Bible、高举命题式真理propositional truth以凸显教义的正统性doctrinal orthodoxy、从上一代传统的后千禧年主义post-millennialism转向前千禧年主义pre-millennialism以抗衡对人性乐观的社会福音。这一段神学争论时期，不少圣洁教会走向了改革宗化，以致上世纪上旬来华（不少后来到港）的西教士，大多在至少以上三方面持接近的观点。民国时期保守信仰的教会以至第二阶段的香港福音派教会，因受这一批西教士影响，亦不幸地将西方的「神学战场」移到本土而作出不少过敏的神学反应，如把信仰隔绝于政治、经济、社会议题，以「政教分离」二分法拒作探讨，更以「社会福音荼毒」警告探索的会友。

　　因此，一九四九年后兴起的香港福音派教会，皆活在「新派」的假想敌下，采取社会服务只为福音服务的观点，传扬福音是目的、社会关怀是手段。这一优次论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尚能合作而令香港福音派教会增长迅速，尤其贫穷阶层信主者众；然而，当政府及民间机构在七十年代起承担更多社会服务，教会就逐渐退出社会关怀而回归于专注传扬福音，这从继后的大型布道会及福音遍传运动的盛行可予印证。如今，五十年代起受惠于社会服务而归主的一代教牧和信徒渐次进入退休期、什至退出教会领导层，这方面集体回忆逐步失落于教牧及长执一辈。若下一代不是从文字、照片、录音等再次寻究，这一段历史将被遗忘，正如这一代已难以知道抗战前第一阶段的香港教会状况。

　　重寻历史能找出信仰的失真。香港福音派教会须要寻回奋兴圣洁的传统，这一传统的追寻不应止于二战后来港西教士，因为他们的奋兴圣洁传统经过基要主义洗礼已有所「失真」（如前述的改革宗化）；我们有必要寻觅早至美国十八世纪奋兴圣洁运动的原貌，从中照显今天香港福音派教会有多少方面忠于这一优良传统。

　　原来，美国的福音派历史研究，也存在颇严重的失实。基于近代改革宗学者在学术上的强势，这方面的历史探讨，往往有失平，如误判十九世纪圣洁教会的追求是密室经验 （mystic contemplation），其实更正确的是社会服侍（social service）；另一方面是遗漏了不少非改革宗的史料，如关于重洗派Anabaptist的门诺会弟兄会、亚米纽斯派Arminian的卫斯理宗Wesleyan等这些美国福音派协会（NAE）主要成员，确是失去福音派原貌。

　　下文引入少受华人教会关注的重要学者Donald Dayton ⁶的突破性研究，他指出二○○八年退休的史学权威George M. Marsden令一代后学掌握不准NAE成立前百多年历史。因此，本文只能扼要补述奋兴圣洁运动的疏漏一页，呼吁香港福音派教会重返社关的传统、重投失落的使命，对「九七」之后的香港有其重要性。

　　奋兴与圣洁的结合，上溯至卫斯理。有别于改革宗人物的辩道型、哲理型神学，卫氏是践道型、伦理型神学家。虽然他重视个人伦理（personal holiness），但不忽略社会伦理（social holiness）。他生命最后期被传为佳话的一件事，就是写信鼓励Wilberforce推动国内的废奴运动。Dayton称早期的美国循道派延续这一反蓄奴见证，但南方盛行蓄奴使南方循道会日渐妥协，而改革宗神学的道德宽容也纵容蓄奴。这些不利因素的积聚导致不采道德中立路线的循道会圣洁派（后出走成为圣洁宗），汇聚成更大力量，且视废奴为与奋兴攸关来严肃处理。⁷

　　自小在这一传统长大的Dayton描述：卫斯理主义，自形成以来就是关怀进不到教会的穷人（the unchurched poor），这是权贵阶层的英国国教少于接触的人；圣洁运动下分裂出来的教会和事工，也是关注美国卫斯理教会半世纪来中产化，像其他宗派愈趋为富人服务而愈少理会的穷人（尤其反映在教堂座位租买的风俗下无座位予穷人）。

　　此类扶贫的新教会因接近穷人，愈知他们苦况涉及社会结构性罪恶，关怀的层次也就像一九八二年洛桑会议的报告书LOP 21: Evangelism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 Evangelical Commitment所说，从社会救济（social service）升级到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⁸ 特别在废奴运动上予人一种激进的形像。

　　若要为奋兴圣洁运动和由此孕肓的NAE寻找发源地，则Oberlin College 和Wheaton College是当选无愧。Oberlin为今天许多美国基督教大学创校的楷模（视己为little Oberlins），而它是那时代不受欢迎的反社会力量，更是公民抗命的发扬地。 ⁹奋兴家芬尼下半生出任该校神学教授并成为精神领袖，学校一方面注重使罪人悔改成圣（师生常领奋兴布道会），另一方面立足神学主张激进的废奴，校内让学生设Oberlin Anti-Slavery Society。师生不惜违法庇护逃走的奴隶在家中或秘密偷运奴隶往自由地，其中一次公民抗命（Oberlin-Wellington Rescue Case,1859） 导致一教授入狱，更令Oberlin举世闻名。 ¹⁰Wheaton学院是二战后壮大的福音派的摇篮，是NAE创建之地。学院原是由冒死「救奴」、不满安逸的循道会而另立的Wesleyan Methodists，创校于一八四八年，原称Illinois Institute，虽因财力不够而转由公理会接办于一八六○年，但在约章上定规此校社会改革路线不变，而所聘校长更是全球反奴大会美国副会长（ American vice-presidency of the World’s Anti-Slavery Convention） 、黑裔教会的白人牧师Jonathan Blanchard。他一生致力于天国降临在地上、消除社会上罪恶的使命。该校最出色的一九四三年校友葛培理（Billy Graham） 也延续信仰上保守、行为上入世的传统，令福音派维持对美国社会的有力见证。

　　综合而言，香港福音派教会是来自一个伟大的奋兴圣洁传统，也继承了这传统多方面的亮光，且实力不断壮大。然而，我们短浅的教会历史未必能提示一些历史循环性危机，实需借鑑西方教会的经验，尤其在「从贫趋富」这个香港教会中产化过程中，步向何方的最大可能性。或许，「富后忘贫」是人性最大软弱之一，也有愧于面对我们光辉的传统。愿以一生扶贫的卫斯理的可验证性忠告，勉励今天香港福音派教会：

　　「凡高举真道的基督宗教，随着时间的发展，会有一个自毁的趋势。因为基督真道所到之处，定必引发勤奋和节俭，至终带来财富增加！但富裕生出骄傲、爱世界和种种催毁真道的品性……凡基督宗教得胜之地，就堕入自削根基之危。」 ¹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