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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會史是當前的顯學，但有重要一頁是少人著墨的，就是始於十九世紀中葉的美國奮興聖潔運動（Revival-Holiness Movement）與香港福音派教會的密切關係。這日漸被遺忘的一段歷史，有必要深入探究，或能帶來香港教會再次奮興。

　　首先，美國的奮興聖潔運動、香港的福音派教會這兩大項目，是需要從學術上釐清其定位，才能夠在適當框架內進行探究。這方面涉及一個宣教學上共識，也需重提一些宣教史的片段作學術上註腳，如下。

　　近代福音來華，始於一八○七年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這一位來自英國的宣教士，他是十八世紀末西方宣教機構紛紛成立後差往亞洲的先鋒之一。十九世紀初來到中國的宣教士，所屬的教會大多是日後被通稱的主流教會（Mainline denominations, mainstream Protestant）。 這些歷史悠久的宗派教會，緊隨歐洲和英國移民潮，早於十八世紀之前抵達北美洲成立教會，演變成今天而具代表性的，包括：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UMC），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ELCA），the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PCUSA），the Episcopal Church（聖公會在美國的名稱，英國稱Anglican Church），the American Baptist Churches（1907-1950稱the Nor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1950-1972稱the American Baptist Convention，浸信會分支眾多，這是其中一支），th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Congregationalist），the Disciples of Christ。

　　北美洲的教會，亦受到歐英兩地宣教運動的影響，十九世紀上半期亦差派大量宣教士到中國沿岸地區傳教，且人數逐漸超過歐英的宣教士。

　　由於昔日中國限制境內傳教，只有澳門作為葡萄牙殖民地，能讓宣教士駐居，適應預備和等候機會。據李志剛牧師的研究，香港自一八四○年開埠後，有賴駐澳十二位宣教士中七位遷港，教會才迅速創立。打從一八○七至一八四二年間，來華宣教士多以澳港為據點，先後有六十一人，主要來自七大公會：英國的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一九一八年起與巴陵會、公理會、長老會及同寅會等十一宗派組成中華基督教會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美國的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改革宗長老會為主要成員）、美國的浸信會（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和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後者美南浸信會在今天是最大一支並差出最多宣教士）、英美兩國的循道會衛理公會 （在內地又稱美以美會或監理會）、歐洲的信義宗教會（如信義會、禮賢會、崇真會，他們繼上四者之後派宣教士到中國）。

　　上述的香港開埠時期的福音工作發展，是一個歷史共識，也可以說是第一階段的香港基督教發展史。當史冊翻頁至十九世紀中段，出現了北美洲教會新興宣教力量，也由此帶動一批新形態的教會和新一波的宣教潮──就是由奮興聖潔運動產生的宗派、並由此促生香港的福音派教會。這方面的發展可簡述如下：

　　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來，基督新教都出現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和不同程度的覺醒（awakening）、 奮興和復興運動，使之不斷更新壯大。若將奮興連上聖潔而產生互動現象，則約翰衞斯理（ John Wesley, 1703-1791） 毫無疑問是公認的創發者。他的言行皆奠定根基和樹立榜樣，讓後人進一步推動奮興和聖潔，並深度影響儒家文化的華人教會。論復興，衞斯理身體力行，放下教授身份奔走全國向教堂外勞工講道，燃起中產信徒的基層佈道熱誠；論聖潔，他身先士卒，創立律己甚嚴的聖潔會社（Holy Club，因而被譏為Methodist而得名），喚醒教會實踐成聖神學（theology of sanctification）。然而，復興聖潔這兩方面對衞斯理身在的英國所產生的成效，不如他死後對美國所帶來的巨響－－衛氏代表作A 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是美國循道會初期的培育信徒的方針，此書於一七八八年至一八○八年被納為教會栽培材料（Discipline），而衛氏欽點的北美帶領者Francis Asbury（1745-1816），亦曾經歷衛氏所主張的「完全成聖」（Entire Sanctification）而備受敬重，可見追求聖潔已成為美國此一宗派早期的特色。

　　英裔基督徒移民是美國開國前後的主要人口，這群冒險來新大陸開荒者，先是持改革宗神學（Reformed theology，即公理宗和長老宗）的清教徒，後是浸禮宗和循道宗；清教徒立足於東北一帶，後兩者則從東北部向南部及中西部拓展。第一代循道宗的移民效法衛斯理，巡迴佈道和開荒植堂，以致有一段時期成為新大陸最大宗派。美國有別於英國的是，地廣人稀，信徒散佈鄉郊者眾。露營聚會（camp meetings）因此而興起，日漸吸引信徒赴會，他們藉幾天以上會期聽道、相交、休息、娛樂，身心重新得力，可謂切合時需；十九世紀初，各大宗派熱衷以這些營會造就信徒，正好預備了較後一輪的奮興運動，能有更廣闊、更自由的場地來作週期性推廣，生出更大果效。

　　以下先行撮述奮興聖潔合流運動的人物、組織、理念等方面，作為一個背景資料庫，供稍後深入檢討由此運動而出的香港福音派教會的得失。

　　（一）芬尼（Charles G. Finney,1792-1875）：原是紐約州的律師的芬尼，經歷強烈的悔改經驗後，立志事主。他隨長老會牧師學習神學，出道後漸遠離加爾文神，在佈道方面日漸成名。有些學者用他帶領的學院之名字稱其神學為Oberlin theology。他是美國第二次大覺醒（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的領導人物，更被公認為現代奮興運動之父 （The Father of Modern Revivalism），積極推動一種成為完全者的復興 （perfectionist revivalism）；其著作Lectures on Revival（1835）、Letters on Revival（1845）和Lectures on Systematic Theology（1846）標緻他在復興和成聖方面的重視和貢獻，而這方面又與社會改革連合的。他在蓄奴盛行時期常警告縱容此事的教會「神的靈會離開他們」，他不單呼籲廢奴，更投身救奴。芬尼之後，奮興佈道會一直後繼有人，出名的就有Dwight L. Moody（1837-1899）, R. A. Torrey （1856-1928）, William（Billy）Sunday（1862-1935）, Charles Fuller（1887-1968）, Billy Graham（1918-）；他們的影響力從美加伸展至全球，遍及各地華人教會，當中為香港大型佈道會樹立典範的葛培理，也是效法芬尼的佈道模式。

　　（二）聖潔教會（ Holiness churches）：基於十九世紀中葉美國不少循道宗教會邁向中產化和世俗化，教內呼籲回歸會祖衞斯理關懷基層和追求成聖的聲音增加，終至一八四三年該宗派出現分裂，首先有Wesleyan Methodist Connection（Wesleyan Church的前身），一八六○年繼續分裂出循理會（Free Methodist Church）；南北內戰後，另一輪出走潮伴隨復興聖潔運動續現，到了一八八○年代，形成更強大的聖潔宗（Holiness denominations，至今以宣聖會Church of the Nazarene 為最大一支，後出的五旬節、神召會教會更發展成當今增長最快的教會），並由此而產生的上世紀宣教熱潮，直接導致戰後香港教會急增。這批新興宗派都以服侍貧苦大眾為榮，有別當時美國富裕化的主流教會。

　　（三）Walter and Phoebe Palmer夫婦：非比是一位敬虔的循道會友的後人，她從失去三個年幼兒女的傷痛中，經歷了「完全成聖」，遂開始週二晚一個追求聖潔的家庭聚會 （Tuesday Meeting for the Promotion of Holiness），帶來紐約市的循道會復興，促生聖潔運動（Holiness movement），蔓延美加各大宗派。她為運動寫下奠基性作品 The Way of Holiness（1843），無懼危險闖進紐約市中心貧民窟創立關懷事工（1850），出版The Promise of the Father（1859）推動女性事奉、造成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出現及卜維廉夫婦蒙召成立救世軍；她更購下當時首本推動完全基督徒生活的月刊The Guide to Holiness（1864），自任編輯使其達到高峰期三萬本流通量。這一對平信徒夫婦貢獻良多，被視為聖潔運動正式開創人。

　　（四）The National Camp Meeting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Holiness：奮興運動一直以營會作主力推動，各宗派熱衷舉辦這類奮興營會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復興，後長老宗因营會湧現的情緒現象而停辦。聖潔運動興起之後，亦融入營會中推廣，首先出現是NCMAPH此一組織，於一八六七年由John S. Inskip（1816-1884）和一些循道會牧師創立，該年營會就吸引一萬人出席，翌年更多達二萬五千人；很多参加者經歷五旬節 （Pentecost）般靈力彰顯，大得奮興。此模式的事工更迅速傳至英國成為至今仍聞名的Keswick Convention，催生higher life movement。此類活動發展到一八九三年，成為聞名的National Holiness Association（簡稱NHA，至今多次重組及改稱，包括：Christian Holiness Association, Christian Holiness Partnership, Interchurch Holiness Convention等）。此事工也漸漸脫離循道會人士手中，融入兩次世界大戰前後時期保守信仰的教會另一輪的復興主義（ revivalism），衍生各類奮興佈道家（Holiness evangelists）特會、非宗派性機構、獨立出版社、教會大學和聖經學院、普世差傳組織等多元化事工。

　　如上文所說，香港基督教教會第一階段（十九世紀中開埠之後），是由歷史悠久的主流宗派開創和發展。若以下一輪宣教植堂作為第二階段，則以二十世紀中葉大批宣教士因國內戰亂、政權改變而遷港作開始。

　　一直以來，香港地小人稀，對比國內廣大禾場，不是宣教首選之地。當一九四九年共產主義接管中國，大批宣教士被迫離境，很多暫居殖民地香港，伺機再進，卻眼見大量難民湧入香港。在「福音與麵包」都極其需要的年代，正好為香港福音工作提供難得土壤；加上，一批又一批神學院師生、教牧和信徒亦走難來港，往往成為經驗與資源豐富的宣教士好幫手，以致教會成立如雨後春筍，興旺一時，基督徒人數急增。從各類統計數字可以看到，上世紀五十年代起，香港增加了很多新的宗派性教會和獨立宣教士或華人創立的教會，這三類教會大多原是北美奮興聖潔運動中海外宣教的果實。

　　香港基督教教會第二階段才興起的宗派，從堂會和會眾的數量兩方面來衡量，不少已越過第一階段歷史悠久的宗派，成為所謂「大教會」，包括宣道會（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中國基督教播道會、五旬節聖潔會、神召會、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平安福音堂；宣道會、播道會、五旬節聖潔會皆有一間逾六千崇拜會眾的超大型（mega-church）堂會，而在歷史更久的宗派中有此類型堂會的只有浸信會。可見，第二階段開創的香港教會，非常重視佈道和栽培的事工。奮興聖潔運動一向重視這兩方面事工，大大促進教會的增長。

　　至此，有需要進深一步透過一個適切的研究方法，支持上兩段概說。從方法論而言，雖然沒有最完美的方法，但可以有最有說服力的方法。下文就是嘗試建構一個有說服力的方法：第一，查找北美復興奮潔運動大有關係的、涵蓋性大的、福音信仰上實力巨大的一個聯合組織；第二，查究香港第二階段興起的宗派，是否大比例來自這一個聯合組織和其中的聖潔宗，從而支持上兩段所言。按此分析如下：

　　第一，福音信仰的教會自美國立國以來，一直是主流教會持守的信仰，只是按其在歐陸和英國的宗派傳統，各自在北美洲佈道植堂，直到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的出現，一些教會領袖有意另組一聯盟，遂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組建美國福音派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簡稱NAE）。它從一開始就與奮興聖潔運動的宗派強勢連合¹ 。學者普遍認為因為葛培理（Billy Graham）大力支持NAE，從速提升其認受性而漸成福音派最具代表性的教會聯合組織。然而，教內教外皆存在一種錯覺，以為NAE在質與量方面是加爾文改革宗佔強勢，實非如此。 ²以下來自NAE及其各宗派官方網頁的資料和數據，足以說明這一事實。

　　上表顯示，NAE成員宗派除了Brethren in Christ Church皆是衛斯理（1703-1791）身後才成立的，而直接或間接受他影響生發的聖潔運動下宗派、包括幾個由聖潔宗出來的五旬宗，共計有十個（在上表中以*標示），佔了NAE一半之數。加爾文神學傳統（Calvinism）的宗派，確實而言只有幾個（宣道會和播道會，按其沿革也非偏重改革宗神學路線，在此不贅³ ）。

　　第二，香港教會史第二階段興起的宗派，究竟有多少是由加入NAE的宗派所創立。根據定期出版這方面資料的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香港教會名錄2010-2011》，本文作進一步分析後，得出上世紀五十年代興起的宗派如下（部份1949年共產中國成立前已在香港少量植堂，下面中文數字表示1949年之前該宗派有多少堂會，阿拉伯數字顯示2011年堂會數量；不在該書內的有基督教銘恩堂、敬拜會）。

　　聖潔宗淵源的教會：

　　宣道會（約130，包括中華宣道會23堂會）（一），香港宣教會Hong Kong Evangelical Church（17）、循理會（15）、協基會（8）（一）、宣聖會（2）、救世軍（18）、中華便以利會China Peniel Missionary Society（7）（五）、四方福音會（8）（一）、神召事工有限公司Ecclesia Ministries Limited各神召會支系（約30）（二）、神召會香港區總議會General Council of HK Assemblies of God（5）、竹園區神召會Pentecostal Church of Hong Kong（7）、五旬節聖潔會（15）（八）、九龍五旬節會Kowloon Pentecostal Church（5）、港九五旬節傳道會（2）（二）Pentecostal mission, Hong Kong & Kowloon、聯合五旬節教會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of Hong Kong（4）

　　西教士主力建立的教會（部份與奮興聖潔運動有關係者以^表示，第一階段的宗派沒有列入）：播道會（53）（二）、路德會Lutheran Church Hong Kong Synod（40）、東方基督教會Oriental Christian Churches ^（7）、金巴崙長老會 Cumberland Presbyterian Church Hong Kong Presbytery ^（9）、浸信宣道會Hong Kong Conservative Baptist Church Association （14）、萬國宣道浸信會Hong Kong ABWE Alliance（33）、門諾會Conference of Mennonite Churches in Hong Kong（3）、基督教會Church of Christ/Christian Church（6）、聖約教會Mission Covenant Church ^（12）、篤志傳道會Hope Mission ^（3）、靈光堂Emmanuel Church （5） （一）

　　中國人建立的教會（包括經西方支持者以*表示，部份與奮興聖潔運動有關係者以^表示）中華傳道會 Christian Nationals’ Evangelism Commission*^（20）、中華聖潔會 China Holiness Church ^（2）（一）、香港伯特利教會Hong Kong Bethel Church ^（6）（一）、中國佈道會Evangelize China Fellowship ^（16）、九龍城基督徒會 Kowloon City Christians’ Church（3）（一）、香港華人基督會 Hong Kong Chinese Church of Christ （7）（一）、中華完備救恩會Chinese Full Gospel Church *^（7）、基督教頌主堂Evangelical Chinese Gospel Church（3）、樂道會Lock Tao Christian Association（8）（一）、潮人生命堂Swatow Christian Church（12）（一）、靈糧堂Ling Liang 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16）、喜樂福音堂Hephzibah Evangelistic Center（6）（一）、平安福音堂Peace Evangelical Center（33） 、基督中心堂Christian Central Church（6）、基督教銘恩堂（前稱：華南五旬節會大埔堂） Remembrance of Grace Church ^（4）、敬拜會 Praise Assembly （8）

　　以上三組一九四九年後才大力發展的教會（不計外語教會），顯示不少為人忽略的事實。「聖潔宗淵源的教會」共有十五宗派，其中不屬於NAE的只有香港宣教會、中華便以利會、三支神召會、三支五旬節會；前兩者因本是差會而不是教會，以致不加入以教會為本的NAE，後兩者只因五旬宗（包括神召會在內）堂會常有重組而轉變名稱頻密，不易追溯，不一定與NAE的International Pentecostal Church of Christ、Elim Fellowship、Assemblies of God沒有密切關係。「西教士主力建立的教會」共有十一宗派（不計發展不起來的），其中四個與奮興聖潔運動有關係的，但全部都是福音信仰的教會。至於「中國人建立的教會」十六宗派中，有史可尋的，就有七宗派與聖潔運動有關係。綜合這三類宗派的數據，可合理地推斷出一九四九年後香港興起的教會中，奮興聖潔傳統的宗派約佔三份之二。

　　客觀檢視香港福音派的聖潔教會（學術上可稱為Holiness churches），可發現他們某些特質也移植到港，其中一些不足之處急待解決。如下：

　　美國早期不少開宗人物，是從主流宗派如循道宗、長老宗出來的，而繼後的五旬宗又從聖潔教會出來的。當時的處境或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此不予置評。雖然時移勢易，此種動輒「分裂」的做法，在香港的第二階段教會發展時有出現，尤其在五旬宗教會內，形成不少分裂式增長，也令不少堂會陷入此一循環，不斷受打擊而難以增長。因此，五旬宗教會發展速度雖快，但分家亦快，挫傷元氣。

　　此外，復興聖潔的教會崇尚自主、強調信心，所以亦通稱作自由教會（free church）、信心差會（faith missions），這可從一些宗派有free字為名得見其特色，就是不受「中央」操控，這有其歷史因素。然而這些歷史互動條件大多不存在於香港教會發展過程，這種模式衍生的問題如：堂會的獨立性易導致基督教界無法監管，單靠信心亦易被私心濫用。人治的色彩和空間很大，帶領者是什麼人，左右教會極大；這體制迎合華人的人治傾向，但危機重重。當前，不少這類型的大堂會步入堂主任退休前期，接班人安排正正考驗教會的決策階層，而人事安排流露領導層的靈命狀況，對教會未來影響至大。更重要的是，十九世紀末歐美的神學和教會變質只需一代人那麼快速，未來十年香港福音派教會領袖的大換血，可大大改變這一中國特區的教會，尤其在聖潔教會一向關注的道德神學（moral theology）的立場上。

　　第三，戰後香港難民湧現，基層福音事工需求殷切、甚至關乎社會整體福祉，聖潔教會宣教士因在內地接近貧民，確是如魚得水，很快將此類型平民教會發展起來，會眾增長甚至趕上第一階段的主流教會；然而，西教士或上一代牧者大多知識水平不高，往往難於對應會眾知識增加及教會中產化的要求，造成信徒轉往較重視知識的改革宗神學傾向的教會。然而，當香港戰後起步的教會，也流向知識化富裕化而遠離勞苦大眾，至終令整體教會退變成為另類「中產俱樂部」，著緊自身利益，欠缺愛世人見證與社會感召力。正當香港的窮人又再次多起來且貧富懸殊問題又在惡化，已到了須要像半世紀前教會界的投入來解決，但福音派教會願再度投身扶貧嗎？福音再是港人的整體獲益，或淪為信徒之專利消費，將决定未來香港福音派教會的興衰。

　　上述第三點由於是本文的關切所在，在此加以探索論述。

　　上世紀初，自由神學Liberal Theology高漲，衍生社會褔音Social Gospel。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Old School Calvinism）三代教授作出的抗衡，最能代表傳統福音信仰的堅持，他們甚至另立衛斯敏特神學院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高舉衛斯敏特信條所代表的改革宗神學。此外，史家稱這一段抗爭時期亦是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 ⁴盛行之時，基要派對其視之為新派的神學作出過度的回應，導致對自身社會關懷傳統大範圍放棄，避忌社會福音涉及的社會倫理social ethics如政治經濟問題的關心，只保留對個人倫理personal ethics的關注。 ⁵結果，社會上窮人的需要逐漸不列入基要派的首要關心。

　　正當改革宗神學奮力迎戰自由神學，衛理宗背景為主的聖潔教會，不少在這一段危機時期亦投向加爾文神學的陣營以策安全──如接受改革宗「骨牌效應」警告而收窄聖經觀至無謬說inerrancy of the Bible、高舉命題式真理propositional truth以凸顯教義的正統性doctrinal orthodoxy、從上一代傳統的後千禧年主義post-millennialism轉向前千禧年主義pre-millennialism以抗衡對人性樂觀的社會福音。這一段神學爭論時期，不少聖潔教會走向了改革宗化，以致上世紀上旬來華（不少後來到港）的西教士，大多在至少以上三方面持接近的觀點。民國時期保守信仰的教會以至第二階段的香港福音派教會，因受這一批西教士影響，亦不幸地將西方的「神學戰場」移到本土而作出不少過敏的神學反應，如把信仰隔絕於政治、經濟、社會議題，以「政教分離」二分法拒作探討，更以「社會福音荼毒」警告探索的會友。

　　因此，一九四九年後興起的香港福音派教會，皆活在「新派」的假想敵下，採取社會服務只為福音服務的觀點，傳揚福音是目的、社會關懷是手段。這一優次論在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尚能合作而令香港福音派教會增長迅速，尤其貧窮階層信主者眾；然而，當政府及民間機構在七十年代起承擔更多社會服務，教會就逐漸退出社會關懷而回歸於專注傳揚福音，這從繼後的大型佈道會及福音遍傳運動的盛行可予印證。如今，五十年代起受惠於社會服務而歸主的一代教牧和信徒漸次進入退休期、甚至退出教會領導層，這方面集體回憶逐步失落於教牧及長執一輩。若下一代不是從文字、照片、錄音等再次尋究，這一段歷史將被遺忘，正如這一代已難以知道抗戰前第一階段的香港教會狀況。

　　重尋歷史能找出信仰的失真。香港福音派教會須要尋回奮興聖潔的傳統，這一傳統的追尋不應止於二戰後來港西教士，因為他們的奮興聖潔傳統經過基要主義洗禮已有所「失真」（如前述的改革宗化）；我們有必要尋覓早至美國十八世紀奮興聖潔運動的原貌，從中照顯今天香港福音派教會有多少方面忠於這一優良傳統。

　　原來，美國的福音派歷史研究，也存在頗嚴重的失實。基於近代改革宗學者在學術上的強勢，這方面的歷史探討，往往有失平，如誤判十九世紀聖潔教會的追求是密室經驗 （mystic contemplation），其實更正確的是社會服侍（social service）；另一方面是遺漏了不少非改革宗的史料，如關於重洗派Anabaptist的門諾會弟兄會、亞米紐斯派Arminian的衛斯理宗Wesleyan等這些美國福音派協會（NAE）主要成員，確是失去福音派原貌。

　　下文引入少受華人教會關注的重要學者Donald Dayton ⁶的突破性研究，他指出二○○八年退休的史學權威George M. Marsden令一代後學掌握不準NAE成立前百多年歷史。因此，本文只能扼要補述奮興聖潔運動的疏漏一頁，呼籲香港福音派教會重返社關的傳統、重投失落的使命，對「九七」之後的香港有其重要性。

　　奮興與聖潔的結合，上溯至衛斯理。有別於改革宗人物的辯道型、哲理型神學，衛氏是踐道型、倫理型神學家。雖然他重視個人倫理（personal holiness），但不忽略社會倫理（social holiness）。他生命最後期被傳為佳話的一件事，就是寫信鼓勵Wilberforce推動國內的廢奴運動。Dayton稱早期的美國循道派延續這一反蓄奴見證，但南方盛行蓄奴使南方循道會日漸妥協，而改革宗神學的道德寬容也縱容蓄奴。這些不利因素的積聚導致不採道德中立路線的循道會聖潔派（後出走成為聖潔宗），匯聚成更大力量，且視廢奴為與奮興攸關來嚴肅處理。⁷

　　自小在這一傳統長大的Dayton描述：衛斯理主義，自形成以來就是關懷進不到教會的窮人（the unchurched poor），這是權貴階層的英國國教少於接觸的人；聖潔運動下分裂出來的教會和事工，也是關注美國衛斯理教會半世紀來中產化，像其他宗派愈趨為富人服務而愈少理會的窮人（尤其反映在教堂座位租買的風俗下無座位予窮人）。

　　此類扶貧的新教會因接近窮人，愈知他們苦況涉及社會結構性罪惡，關懷的層次也就像一九八二年洛桑會議的報告書LOP 21: Evangelism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 Evangelical Commitment所說，從社會救濟（social service）升級到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⁸ 特別在廢奴運動上予人一種激進的形像。

　　若要為奮興聖潔運動和由此孕肓的NAE尋找發源地，則Oberlin College 和Wheaton College是當選無愧。Oberlin為今天許多美國基督教大學創校的楷模（視己為little Oberlins），而它是那時代不受歡迎的反社會力量，更是公民抗命的發揚地。 ⁹奮興家芬尼下半生出任該校神學教授並成為精神領袖，學校一方面注重使罪人悔改成聖（師生常領奮興佈道會），另一方面立足神學主張激進的廢奴，校內讓學生設Oberlin Anti-Slavery Society。師生不惜違法庇護逃走的奴隸在家中或祕密偷運奴隸往自由地，其中一次公民抗命（Oberlin-Wellington Rescue Case,1859） 導致一教授入獄，更令Oberlin舉世聞名。 ¹⁰Wheaton學院是二戰後壯大的福音派的搖籃，是NAE創建之地。學院原是由冒死「救奴」、不滿安逸的循道會而另立的Wesleyan Methodists，創校於一八四八年，原稱Illinois Institute，雖因財力不夠而轉由公理會接辦於一八六○年，但在約章上定規此校社會改革路線不變，而所聘校長更是全球反奴大會美國副會長（ American vice-presidency of the World’s Anti-Slavery Convention） 、黑裔教會的白人牧師Jonathan Blanchard。他一生致力於天國降臨在地上、消除社會上罪惡的使命。該校最出色的一九四三年校友葛培理（Billy Graham） 也延續信仰上保守、行為上入世的傳統，令福音派維持對美國社會的有力見證。

　　綜合而言，香港福音派教會是來自一個偉大的奮興聖潔傳統，也繼承了這傳統多方面的亮光，且實力不斷壯大。然而，我們短淺的教會歷史未必能提示一些歷史循環性危機，實需借鑑西方教會的經驗，尤其在「從貧趨富」這個香港教會中產化過程中，步向何方的最大可能性。或許，「富後忘貧」是人性最大軟弱之一，也有愧於面對我們光輝的傳統。願以一生扶貧的衛斯理的可驗證性忠告，勉勵今天香港福音派教會：

　　「凡高舉真道的基督宗教，隨着時間的發展，會有一個自毁的趨勢。因為基督真道所到之處，定必引發勤奮和節儉，至終帶來財富增加！但富裕生出驕傲、愛世界和種種催毀真道的品性……凡基督宗教得勝之地，就墮入自削根基之危。」 ¹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