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天前我有机会与一些从中国大陆来香港进修的大学研究生会面，他们是一群二十多岁的青年朋友，在会面中我们谈及六四悼念晚会，他们很奇怪香港人为什么如此「执着」六四事件呢？为什么香港人会如此记念六四呢？他们觉得中国有这么多的事件需要「记念」，相对而言六四事件应该是较为次要的事件。他们认为若与文革相较，六四是一件很轻微的「风波」。
我再与他们相谈的时候，以为他们对六四事件的资料不多，但在今次的讨论时，发觉他们在大陆接受的教育，对六四的定论是「六四政治风波」，而国家对他们解释有下列的重点︰
一、民运时期，在北京的大专院校里，学生都已到天安门广场示威，故此大学里的课室空无一人，老师到课室后，没有学生上课，影响学习风气，故此校园已不成校园。
二、天安门广场在示威的学生中，他们的组织能力是非常的低劣，又欠缺思考，最明显的现象就是示威的学生整日都「赖」在广场，不单吃喝在广场，而且大小二便都在广场解决，故此广场的卫生条件令人非常厌恶，亦已引致霍乱，疫症随时会散播。
三、原本在广场示威的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本打算在广场「意思意思」地示威三数天便打算离场，但不旋踵，各地大学的学生相继抵达「支援」北京学生。从外地抵达「支援」的学生，眼见北京的学生将要「离场」──倘若北京的大学离场，他们（刚从外地抵达北京的学生）便没有可能继续示威──故此，只好要求北京的学生留在广场，而北京的学生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继续示威，留守广场。不幸地，从各地而来的「支援」学生陆续抵达，故此北京的学生便继续「被示威」；如此，这场示威已是没有意义的行动，一则原在北京示威的学生已失去了示威的意图，而其后从各地前往北京支援的学生，不知为何地去示威，变成为示威而示威。
基于上述的理由，中国政府便不能不去清场，清场应是没有伤亡，就算有亦都只是少数，比起文革所牵连的死伤和在牢的人数简直是天渊之别。
虽然八九六四当日我并不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但我在香港透过传媒及现场的转播，可以经历和看到天安门广场的状况。
在与学生们的一段对话中，我惊讶中国政府可以用如此堂皇漂亮但指鹿为马的理由淡化屠杀，将清场美化成一项如此「为国为民」的合理、合法和合乎人情的行动。
但与此同时，这些在国内曾接受大学教育的同学又好像很自然地接受中国政府的一套理念和解释，更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年青朋友竟然照单全收，没有去查考及反诘政府的「言」及「行」。当然资讯的不透明当然是最大的限制、窒碍和阻挠，而我只可以向他们分享我的所思所想。
这一点使我想起，在香港每年的六四纪念晚会更有多重及深层的意义，这包括︰
一、透过历史的重述，不单使历史不被掩埋，更重要的就是透过不断的重述而使历史得以保存。
二、历史的着眼点，往往都是以执政者的「主要关怀」重点而被写进历史的典籍里，这在中国历史的编撰、保留和记述是非常普遍和常见的做法，故此更要保留「非主流」的另一面历史陈述，这显得重要和不可或缺。
三、每年对历史的追述，更可以为中华民族，特别为来自国内到港学习的留学生提供另类和多元的资料来源，为他们提供另类思考空间，更为他们提供反思和反诘的原点。
此外，从旧约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历史事件的重述是我们表达信仰的一部份，而在重述的过程中，更有着信仰和重要的表达，在重述中更是为延续真理及事实的一个历程。
愿上主继续使用香港作为这个延续历史的地方和桥梁，更愿上主使用香港的基督徒，作为延续这段历史，作真理的见证的工具。
编按：标题为编者所拟。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3.0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