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天前我有機會與一些從中國大陸來香港進修的大學研究生會面，他們是一群二十多歲的青年朋友，在會面中我們談及六四悼念晚會，他們很奇怪香港人為甚麼如此「執著」六四事件呢？為甚麼香港人會如此記念六四呢？他們覺得中國有這麼多的事件需要「記念」，相對而言六四事件應該是較為次要的事件。他們認為若與文革相較，六四是一件很輕微的「風波」。
我再與他們相談的時候，以為他們對六四事件的資料不多，但在今次的討論時，發覺他們在大陸接受的教育，對六四的定論是「六四政治風波」，而國家對他們解釋有下列的重點︰
一、民運時期，在北京的大專院校裡，學生都已到天安門廣場示威，故此大學裡的課室空無一人，老師到課室後，沒有學生上課，影響學習風氣，故此校園已不成校園。
二、天安門廣場在示威的學生中，他們的組織能力是非常的低劣，又欠缺思考，最明顯的現象就是示威的學生整日都「賴」在廣場，不單吃喝在廣場，而且大小二便都在廣場解決，故此廣場的衛生條件令人非常厭惡，亦已引致霍亂，疫症隨時會散播。
三、原本在廣場示威的北京大專院校的學生本打算在廣場「意思意思」地示威三數天便打算離場，但不旋踵，各地大學的學生相繼抵達「支援」北京學生。從外地抵達「支援」的學生，眼見北京的學生將要「離場」──倘若北京的大學離場，他們（剛從外地抵達北京的學生）便沒有可能繼續示威──故此，只好要求北京的學生留在廣場，而北京的學生是在「被迫」的情況下繼續示威，留守廣場。不幸地，從各地而來的「支援」學生陸續抵達，故此北京的學生便繼續「被示威」；如此，這場示威已是沒有意義的行動，一則原在北京示威的學生已失去了示威的意圖，而其後從各地前往北京支援的學生，不知為何地去示威，變成為示威而示威。
基於上述的理由，中國政府便不能不去清場，清場應是沒有傷亡，就算有亦都只是少數，比起文革所牽連的死傷和在牢的人數簡直是天淵之別。
雖然八九六四當日我並不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但我在香港透過傳媒及現場的轉播，可以經歷和看到天安門廣場的狀況。
在與學生們的一段對話中，我驚訝中國政府可以用如此堂皇漂亮但指鹿為馬的理由淡化屠殺，將清場美化成一項如此「為國為民」的合理、合法和合乎人情的行動。
但與此同時，這些在國內曾接受大學教育的同學又好像很自然地接受中國政府的一套理念和解釋，更令我感到驚訝的是這些受過大學教育的年青朋友竟然照單全收，沒有去查考及反詰政府的「言」及「行」。當然資訊的不透明當然是最大的限制、窒礙和阻撓，而我只可以向他們分享我的所思所想。
這一點使我想起，在香港每年的六四紀念晚會更有多重及深層的意義，這包括︰
一、透過歷史的重述，不單使歷史不被掩埋，更重要的就是透過不斷的重述而使歷史得以保存。
二、歷史的著眼點，往往都是以執政者的「主要關懷」重點而被寫進歷史的典籍裡，這在中國歷史的編撰、保留和記述是非常普遍和常見的做法，故此更要保留「非主流」的另一面歷史陳述，這顯得重要和不可或缺。
三、每年對歷史的追述，更可以為中華民族，特別為來自國內到港學習的留學生提供另類和多元的資料來源，為他們提供另類思考空間，更為他們提供反思和反詰的原點。
此外，從舊約聖經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歷史事件的重述是我們表達信仰的一部份，而在重述的過程中，更有著信仰和重要的表達，在重述中更是為延續真理及事實的一個歷程。
願上主繼續使用香港作為這個延續歷史的地方和橋樑，更願上主使用香港的基督徒，作為延續這段歷史，作真理的見證的工具。
編按：標題為編者所擬。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3.0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