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占中的「构想」的理解
占中的发起人戴耀廷教授似乎深明当中的一些「属灵」(神学)的道理,最少戴所带领(发起)和倡导的方法,是颇合乎信仰原则:和平──理性──非暴力(虽不合乎香港法律)。如果占中真的和平发生也好,根本就起不了「占中」(字面上)的果效,就如着名学者作家陈云先生所言,「得过『搞』字」,与以往香港的示威一样(和平),起不了实质政治果效。就这论点,笔者不太同意陈的说法,问题是香港人究竟想见到什么果效呢?陈亦没有提出清晰的建议。圣经说弥赛亚(Messiah/Christ)是「和平之君」。按戴的基督徒身份,他背后的理念似乎已超越了「法律」,却好像成全(纵合)了一种「和平抗争」的「政治(神学)理念」和「自由主义」(言论发声)的思想基础。诚如郭乃弘牧师和龚立人教授亦分别于不同场合讲过:占中并不激进。占中的构想与激进无关,具体的处理,或许有技术困难,但照戴「理想的构思」基本可以用「和平不反抗」来理解。从初步理解,这合乎了一种温和(不激进)的信仰理解(基督论)和政治神学维度,彻底地以爱敌人的教导去理解,耶稣曾说过: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参路六29)。对基督教历史和政治神学有认识的读者可能注意到,这才是「政治神学的争议点」,谁会任人打不还手的呢?1 有!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上帝(可以看出耶稣与先知有「无限大」分别)。「上帝」被钉上了十字架。神学上和释经上经常有这样的疑问: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神学家莫特曼(Moltmann)明显看到 「被钉十字架的上帝」是一个现代神学的中心议题,与天国与政治神学什至与当代的种种无神论(尼采:上帝死了)问题攸关?2 这明显是神学的中心议题,弥赛亚的政治观念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一大分野,直至今天在犹太人眼中,耶稣只是个先知(prophet)。「为什么」上帝要被钉十字架?这不只是一个历史或政治问题,虽然耶稣其人有其历史和政治(宗教)背景是事实,这是一个「神学」问题!相信这亦与「占中」的形式和背后的理念(构想)拉上一定关系。
无论政治神学的争议点如何,占中只是一种呐喊,是一个发声的诉求 ,就像先知式求公正公义,公开向「管治者」(香港政府)发声,事先张扬的方法。 表面有「公民──抗命」(马丁路德金牧师)的历史(理念)为背景,实质上又是一种示威策略(博奕路线图亦向香港人交待得很清楚)。政府的回应:……太早说占中了(早前新闻所见 )。据此看来,占中的确带来了一些积极(却不极端)的思考元素,是一些「新」的政治(压力)元素(绝对有信仰背景),民主运动在港一向没有清晰的「宗教信仰」背景(特别是在信仰理念﹝神学﹞上的支持)。这正是笔者撰写本文尝试初步探求一下相关的神学的问题和表达一点点己见之原因。
「占中」实质上起了(决心)和平监察施政的示威(表达意见)之果效,这绝对是有果效的,即使占中最终失败也好(根本不会有成功与失败之分,当占中提出来的时间诉求是清楚的)。今一届政府须要去听取的正是这种和平博奕式的政治策略。占中不单是一种示威诉求,与以往在港的示威有点不同,更是一种政治性的沟通技俩。戴早前已清楚交待占中进程的时间路线图。按香港的示威特色所见,这是少有关于理念和行动的阐述(在教会的十字架之下分享公告)。
当然很多香港人仍然希望政府能够不畏艰辛(迎难而上),最终完成普选艰巨的任务,为(中国)香港什至澳门和台湾立下先例一步一步改革政制,这相信亦是很多中国人的「大中华」愿望所指。坊间虽有很多不同的「大中华」的见解,但少有一个全球化的全面理解。大中华的梦想应该为新时代开启的不是什么什么,乃是寻求一个更广更阔的全球化「和平文明」的问题,这是中国(全球)政府领袖层需要努力的一个全球化的理解。相对来看,民族强大的「国与国」(State to State)之间「竞争主义」的理解(如美国政治学者亨庭顿 〔Huntington〕 那种旧美式「自由主义」思维〔文明冲突论〕本身是很成疑问的。这或许是后冷战思维的残渣,这会令拥有不同「本土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国家之间产生很不必要的误解和张力,这真是不必要的)。无论意识形态(Ideologies)或权力(Powers)的争斗角力在新世纪都将不会是正确的手法,全球化的概念更重和平沟通和互补,目的只是携手解决全球难题,相信国族主义会在新世纪会有微妙的变化。这亦是未来香港的其中一个政治领袖的重要考量,无论将来谁当特首,相信有国际视野是重要的。
教会论域的政治神学
相反在教会内却有困扰的「政治──神学」问题有待解决。继埔浸等事件之后,教内再传来一宗广受争议的报道:大教会名牧谈占中。一名大教会牧师公开评论占中者犯法应被逐出教会。报道出了后,引起网内网外激烈讨论和批评。笔者不太明白这牧者为何有这一番言论(似乎不大了解教会的现代处境,原因可能与神学基础问题有关):大义是犯法者(基督徒),不但要受香港法律制裁,更要受教会的「律法」制裁(开除出教会),因犯法者(占中者)不得成为教友。如果真如此,那就不作那样的教友好了。反正香港教会多的是。教会有时似乎真的不像教会,不太像样的教会究竟与「教会」(被基督呼召的群体)何干?这明显须要以神学(教会论[Ecclesiology])来好好处理才行的一个议题。教会中没有上帝(只有其他〔人的权力、法律(公司法)、商业运作〕为依据,没有信上帝的人和与神圣相关依据),才是今天教会最大的信仰和神学(教会论)难题及危机,传道者和神学工作者应该注意察觉出此现象,并且需要不畏艰辛为教会正其名作见证。这是一个神学上应当处理的「现代社会中的教会」的问题,这是一个教会论的政治神学问题,华人教会在这方面大大落后于现代西方思想传统。理由就正是「教会」在安逸的温水(不冷不热)泡浸之中的后果,赖洋洋地昏睡着一样。
近来愈来愈多教内的人省悟这问题,对鼓吹所谓名牧和大教会(mega church)的现象在教会界广散萌生都产生胆心,所谓「大」和「名」根本没有神学(圣经)基础,这当然亦是一个普世性的反思,世界各地和亚洲香港等「大教堂」都相继在世俗化权力架构中闹出事来。这对教会实在不好,「传道者(evangelist)」(宣讲基督的人)作「好牧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才是应走的路!按圣经的理解,乃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为羊献上自己。(耶稣复活后对彼得〔教会的磐石〕的劝勉正是对教会的劝勉:喂养我的羊。 耶稣连续三次问彼得同一个问题:你爱我吗?彼得心里忧愁了。耶稣才肯定地对他说: 喂养我的羊。彼得那时才明白自己是个软弱的人。〔参约廿一15-19〕)。教会大不大,名不名事实并不关系,当中的真理是,牧者的身份必须由上帝的道所支撑,他需要作的就是靠着圣灵去传扬基督。大教会未必一定有「道」所支撑,小教会亦绝对可有上帝的话在作工的。
先撇开「法律」的问题不谈,名牧作为教会工作者应对神学和教会论有一定认识。笔者只希望引发信仰者一些思考:我们(教会)信什么?再具体的针对性的意见,可以这样问:基督徒群体(教会)信「法律」(律法)还是信「耶稣(是)基督」(Jesus “is” Christ)?这是上世纪德国辩证神学家巴特(Barth)在教会和欧洲历史最危急的处境,对教会的有力批评和反问:什么是拜偶像(idol worship)呢?巴特用圣经来阐述德国「民族主义」(崇拜如神圣的「价值」)取消教会中的上帝(第一诫)这隐秘难明解的这历史状况,相信当时的「福音教会」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危机年代更难明了。我们从来很少回答这类神学信仰问题是事实,思想是信仰的根基,保罗的神学成了教会的基础,因为它解答了不少信仰(信心与行为〔律法〕)疑难,帮助了初代教会成长,他被称为第一个教会的神学家。
很多人看到报道后都十分莫明奇妙,真的「头痛」。难道法律等于上帝?法律只是其中一个「取代」(substitution)和争议点,在现代社会n项选择都可将上帝取而代之,的确是一个事实:上帝等于金钱(玛门)、权力、家庭父母、爱人、儿女、知识、学历、工作、民族、民主等等……。就是偏偏没有了「上帝」这个眼不能见的创造主体,想像上帝创造了人,后来很多人(包括宗教内)都不认识上帝,什至连思想上帝也不愿意,那是多可悲的一个现象。宗教和信仰从来都是一个实践优次(priority)的问题。 优次显生的是爱(教会/社会/世界)的秩序。这亦是福音书中耶稣呼召门徒时,教导中常提到的那「彻底的原则」(参太八18-22)。当时耶稣所「呼召的门徒」不是什么「宗教信徒」,恰当地说耶稣所呼召的门徒就是一个「新存有」(New Being)群体的开始(参太九14-17)。认信耶稣是基督,就是三一上帝的门徒(「教会」的意思亦在基督的启示中展开和衍生,教会是被基督呼召出来的「新群体」,按神学上和历史上都有这理解,她带有神圣使命,约翰(启示录)和保罗(书信)都因「信心」所带出的种种问题指摘过教会)。如果人要混淆神圣与人的关系和分别,宗教(教会)就要负上政治(托管)的责任。
巴特的名言:上帝是上帝,人是人(Gott ist Gott , Mensch ist Mensch)说明,教会信仰和思想滞后多危险。旧约出埃及记中有句重要的神谕(oracle),上帝回应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I m who I m.)。直译就是「我是我」(出三14)。3 巴特因为批评自由派神学的老师,很多人后来反而起来说巴特是异端,什或将他与早期的大异端马克安相提并论,这是不对的。巴特当然不是异端,圣经传统和理性传统绝对稳固,就像路德(Luther)一样强调基督、圣经、「信心」4 和理性,与路德的分别就只是巴特面对更复杂的现代性(modernity)和政治性(德国纳粹)处境(困境)。
上帝不是其他什么此世的人存在所关心的东西,上帝是他自己(God is God Himself)。巴特认为:最大的启示在耶稣基督身上。教会需要上帝同在多于需要法律(律法)和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知识(话语)」同在,这就是在世俗化处境,教会在社会中容易变质和不受(法律)保护的原因,教会如果只是一个社群(社团),教会就不是教会了。耶稣教导:安息日(律法)是为人而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而在的。彻底从神学角度看,一切的法律条文若没有上帝同在,都是死的都是不公不义的(西方普通法法庭的操作﹝宣誓﹞如此:手按圣经),更遑论用法律(律法)治死别人的,参考耶稣在福音书对律法的理解会明了,爱(上帝他自己)才是成全律法(教会群体)唯一的基本原则。只有我们清楚教会是一个信──望──爱的「群体」,律法的精髓才会彰显,如保罗所示。「爱」的秩序才会在教会中得以恢复(成全),律法(法律)才不至被滥用和歪曲。
有人说教会世俗化带出的问题,可能已经到达了一个沸点的地步,就像香港一些牧者和神学和文化工作者那样认为吧。早前德国神学家汉思昆(Hans Kung)在今天世俗化了的西方社会,呼吁教会急急从下而上改革,或许就是这原因。笔者深信更应从上而下(从神学和释经上改革急起直追),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确今天很多教会都不似教会,教会就如天主教政治神学家麦茨(Metz)半世纪前所言:是社群式聚集。消遣式的「教会」文化是教会吗?这样的群体惯性地呆活着(周期性地聚集又解散),并不似有活泼的道所滋养。政治神学家莫特曼(Moltmann)六十年代就着书批判过现代教会是城市中的一条变色龙,为生存总是与宗教(政治)市场看齐。教会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教会这个群体应有的身份与上帝的关系是什么?还是我们取了各式各样的替代品「取替」了上帝的身份呢(拜了偶像却不自知)?这是普世教会在新世纪应再次深入思考的一项重要功课。教会这个「政治体」的身份独特,一旦有身份危机(巴特:拜偶像),任何人也有责任提出。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3.06.04)
- 基督教的历史之中遇到过无数的这样的政治(抉择)的例子,为了争夺土地和利益,以上帝的名义发动战争(圣战)的不计其数,当中固然亦包含「文化冲突」的元素是事实。在西方历史最着名的要数「十字军东征」(Crusade)的一段接近二百年的战争史。在战争与否之间的抉择往往成了一种「政治──神学」的思维是「可理解」的。 简单的问题是:谁会被人攻打就连「守」城保护国土(中国墨家战争「非攻」的主张)也不会的呢?在近现代宣教史中,无数的宣教士死于土着的毒箭之下是事实,亦有无数的未开化的土着民死于福音的炮火之中岂又不是历史吗?「政治神学」的理解和抉择(争议)非比寻常,这或许是神学家无法置诸不理的此世的现实,惟有好好先了解历史,新世纪的(政治)神学才可有比较清楚的理论与实践(praxis)模式的发展。有关十字军东征的一段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可参Diarmaid Macculloc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London:Penguin ,2009), pp.381-9。
- 参Jurgen Moltmann, Crucified God(London:SCM,1974),pp235-49。 莫特曼在《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一书中,从三位一体论(Trinity)说明「十字架神学」的重要性,并且从中说明「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和「复活节」之间的重要神学含义和关系。在莫氏眼中,只有重申上帝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神学的任务才能完整才能面对此世的「历史与政治」。十字架(死亡)与复活(resurrection)的辩证关系一直是莫特曼十字架神学的中心,莫特曼不忘路德神学的说法:「十字架检验一切」,重申三一论的重要性就是要说明十字架事件(Cross event),不单是「历史意义」下的事件,它更是一件「上帝的事件」(God event),因此十字架是一件「神学事件」。莫特曼是二十世纪新政治神学的重要代表,他的神学理论影响过世界各地的神学和政治发展无可置疑,特别是南美的「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的影响。莫待曼的神学牵涉面很广,有末世论(eschatology)的基础(Theology of Hope),亦有基督论元素(The Crucified God),受马克思主义和二十世纪德本土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批判理论的影响,莫的神学以实践为设定(supposition)来发展理论,在神学界和文化界举足轻重。在全球化的大危机视野下,莫氏的神学亦从生态危机的前置中发展出别树一帜的「生态创造论」(God in Creation),这书对传统教义上的创造论和人观发出了严厉的内在批评。他的神学对欧洲战后的基督教思想界和世俗文化的发展均具影响力。
- 请参:《旧约摩西五经并排版》(出 3:14),(香港圣经公会)。
- 「信心」的问题是现代神学的其中一个争议的焦点,这关乎「个体」与「群体」的互动联系,值得教会谨慎处理。很多强调福音的教会放下了这问题良久,对今天资本主义和多元主义价值下的教会(群体)发展,犹如温水煮鱼,神学工作者应当更为注重「信心」议题。布特曼是强调福音布道和圣经文本的表表者,值得我们花时间了解。(可参拙文〈科学与想像文化〉见注〔7〕)布特曼(Bultmann)的神学可用「信仰原理」来了解。巴特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论争对手正是布特曼,原因正是布特曼的「信心理解(原理)」注脚于「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的大传统之上,布特曼的神学深受二十世纪德本土的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Heidegger)的影响,这正是巴特不满布特曼的地方。听说巴特一生没有听过一堂海德格的演说,在当时是非常坚定和难得的神学家。而巴特对「信心」的诠释却比较接近改教者路德(Luther)的终极版本──「信心也是上帝所赐的」,并且说明信心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因此,巴特的「从上而下」的「辩证神学」一直强调的是「上帝他自己」(自由的上帝),即上帝作为一个主体(Subject)而不是客体来贯穿他整个神学。巴特与保罗(Paul)对耶稣基督的理解亦相似,都认为「启示」(Revelation)才是上帝「主体性」的最重要标准,只有上帝启示他自己,人才会有能力了解上帝,而不是「人」存在上的一切根据。 因此亦解释巴特不愿接受任何形式的哲学(philosophy)尝试以了解上帝本身及其真理的理由(他大力反对天主教传统的自然神学﹝启示﹞的理由在此,因为强调自然启示的最大后果就是淡化了基督启示),这对神学二千年来的历程是警惕性的。有关两人的论争可参以下着作,张旭,《上帝死了,神学何为?》:廿世纪基督教神学基本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页9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