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佔中的「構想」的理解
佔中的發起人戴耀廷教授似乎深明當中的一些「屬靈」(神學)的道理,最少戴所帶領(發起)和倡導的方法,是頗合乎信仰原則:和平──理性──非暴力(雖不合乎香港法律)。如果佔中真的和平發生也好,根本就起不了「佔中」(字面上)的果效,就如著名學者作家陳雲先生所言,「得過『搞』字」,與以往香港的示威一樣(和平),起不了實質政治果效。就這論點,筆者不太同意陳的說法,問題是香港人究竟想見到甚麼果效呢?陳亦沒有提出清晰的建議。聖經說彌賽亞(Messiah/Christ)是「和平之君」。按戴的基督徒身份,他背後的理念似乎已超越了「法律」,卻好像成全(縱合)了一種「和平抗爭」的「政治(神學)理念」和「自由主義」(言論發聲)的思想基礎。誠如郭乃弘牧師和龔立人教授亦分別於不同場合講過:佔中並不激進。佔中的構想與激進無關,具體的處理,或許有技術困難,但照戴「理想的構思」基本可以用「和平不反抗」來理解。從初步理解,這合乎了一種溫和(不激進)的信仰理解(基督論)和政治神學維度,徹底地以愛敵人的教導去理解,耶穌曾說過:人打你這邊的臉,連那邊的臉也由他打。有人奪你的外衣,連裡衣也由他拿去……(參路六29)。對基督教歷史和政治神學有認識的讀者可能注意到,這才是「政治神學的爭議點」,誰會任人打不還手的呢?1 有!耶穌基督,我們的主上帝(可以看出耶穌與先知有「無限大」分別)。「上帝」被釘上了十字架。神學上和釋經上經常有這樣的疑問:被釘十字架的「上帝」?神學家莫特曼(Moltmann)明顯看到 「被釘十字架的上帝」是一個現代神學的中心議題,與天國與政治神學甚至與當代的種種無神論(尼采:上帝死了)問題攸關?2 這明顯是神學的中心議題,彌賽亞的政治觀念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一大分野,直至今天在猶太人眼中,耶穌只是個先知(prophet)。「為甚麼」上帝要被釘十字架?這不只是一個歷史或政治問題,雖然耶穌其人有其歷史和政治(宗教)背景是事實,這是一個「神學」問題!相信這亦與「佔中」的形式和背後的理念(構想)拉上一定關係。
無論政治神學的爭議點如何,佔中只是一種吶喊,是一個發聲的訴求 ,就像先知式求公正公義,公開向「管治者」(香港政府)發聲,事先張揚的方法。 表面有「公民──抗命」(馬丁路德金牧師)的歷史(理念)為背景,實質上又是一種示威策略(博奕路線圖亦向香港人交待得很清楚)。政府的回應:……太早說佔中了(早前新聞所見 )。據此看來,佔中的確帶來了一些積極(卻不極端)的思考元素,是一些「新」的政治(壓力)元素(絕對有信仰背景),民主運動在港一向沒有清晰的「宗教信仰」背景(特別是在信仰理念﹝神學﹞上的支持)。這正是筆者撰寫本文嘗試初步探求一下相關的神學的問題和表達一點點己見之原因。
「佔中」實質上起了(決心)和平監察施政的示威(表達意見)之果效,這絕對是有果效的,即使佔中最終失敗也好(根本不會有成功與失敗之分,當佔中提出來的時間訴求是清楚的)。今一屆政府須要去聽取的正是這種和平博奕式的政治策略。佔中不單是一種示威訴求,與以往在港的示威有點不同,更是一種政治性的溝通技倆。戴早前已清楚交待佔中進程的時間路線圖。按香港的示威特色所見,這是少有關於理念和行動的闡述(在教會的十字架之下分享公告)。
當然很多香港人仍然希望政府能夠不畏艱辛(迎難而上),最終完成普選艱巨的任務,為(中國)香港甚至澳門和台灣立下先例一步一步改革政制,這相信亦是很多中國人的「大中華」願望所指。坊間雖有很多不同的「大中華」的見解,但少有一個全球化的全面理解。大中華的夢想應該為新時代開啟的不是甚麼甚麼,乃是尋求一個更廣更闊的全球化「和平文明」的問題,這是中國(全球)政府領袖層需要努力的一個全球化的理解。相對來看,民族強大的「國與國」(State to State)之間「競爭主義」的理解(如美國政治學者亨庭頓 〔Huntington〕 那種舊美式「自由主義」思維〔文明衝突論〕本身是很成疑問的。這或許是後冷戰思維的殘渣,這會令擁有不同「本土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國家之間產生很不必要的誤解和張力,這真是不必要的)。無論意識形態(Ideologies)或權力(Powers)的爭鬥角力在新世紀都將不會是正確的手法,全球化的概念更重和平溝通和互補,目的只是攜手解決全球難題,相信國族主義會在新世紀會有微妙的變化。這亦是未來香港的其中一個政治領袖的重要考量,無論將來誰當特首,相信有國際視野是重要的。
教會論域的政治神學
相反在教會內卻有困擾的「政治──神學」問題有待解決。繼埔浸等事件之後,教內再傳來一宗廣受爭議的報道:大教會名牧談佔中。一名大教會牧師公開評論佔中者犯法應被逐出教會。報道出了後,引起網內網外激烈討論和批評。筆者不太明白這牧者為何有這一番言論(似乎不大了解教會的現代處境,原因可能與神學基礎問題有關):大義是犯法者(基督徒),不但要受香港法律制裁,更要受教會的「律法」制裁(開除出教會),因犯法者(佔中者)不得成為教友。如果真如此,那就不作那樣的教友好了。反正香港教會多的是。教會有時似乎真的不像教會,不太像樣的教會究竟與「教會」(被基督呼召的群體)何干?這明顯須要以神學(教會論[Ecclesiology])來好好處理才行的一個議題。教會中沒有上帝(只有其他〔人的權力、法律(公司法)、商業運作〕為依據,沒有信上帝的人和與神聖相關依據),才是今天教會最大的信仰和神學(教會論)難題及危機,傳道者和神學工作者應該注意察覺出此現象,並且需要不畏艱辛為教會正其名作見證。這是一個神學上應當處理的「現代社會中的教會」的問題,這是一個教會論的政治神學問題,華人教會在這方面大大落後於現代西方思想傳統。理由就正是「教會」在安逸的溫水(不冷不熱)泡浸之中的後果,賴洋洋地昏睡著一樣。
近來愈來愈多教內的人省悟這問題,對鼓吹所謂名牧和大教會(mega church)的現象在教會界廣散萌生都產生膽心,所謂「大」和「名」根本沒有神學(聖經)基礎,這當然亦是一個普世性的反思,世界各地和亞洲香港等「大教堂」都相繼在世俗化權力架構中鬧出事來。這對教會實在不好,「傳道者(evangelist)」(宣講基督的人)作「好牧人」(耶穌說:我是好牧人)才是應走的路!按聖經的理解,乃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為羊獻上自己。(耶穌復活後對彼得〔教會的磐石〕的勸勉正是對教會的勸勉:餵養我的羊。 耶穌連續三次問彼得同一個問題:你愛我嗎?彼得心裡憂愁了。耶穌才肯定地對他說: 餵養我的羊。彼得那時才明白自己是個軟弱的人。〔參約廿一15-19〕)。教會大不大,名不名事實並不關係,當中的真理是,牧者的身份必須由上帝的道所支撐,他需要作的就是靠著聖靈去傳揚基督。大教會未必一定有「道」所支撐,小教會亦絕對可有上帝的話在作工的。
先撇開「法律」的問題不談,名牧作為教會工作者應對神學和教會論有一定認識。筆者只希望引發信仰者一些思考:我們(教會)信甚麼?再具體的針對性的意見,可以這樣問:基督徒群體(教會)信「法律」(律法)還是信「耶穌(是)基督」(Jesus “is” Christ)?這是上世紀德國辯證神學家巴特(Barth)在教會和歐洲歷史最危急的處境,對教會的有力批評和反問:甚麼是拜偶像(idol worship)呢?巴特用聖經來闡述德國「民族主義」(崇拜如神聖的「價值」)取消教會中的上帝(第一誡)這隱秘難明解的這歷史狀況,相信當時的「福音教會」在民族主義高漲的危機年代更難明瞭。我們從來很少回答這類神學信仰問題是事實,思想是信仰的根基,保羅的神學成了教會的基礎,因為它解答了不少信仰(信心與行為〔律法〕)疑難,幫助了初代教會成長,他被稱為第一個教會的神學家。
很多人看到報道後都十分莫明奇妙,真的「頭痛」。難道法律等於上帝?法律只是其中一個「取代」(substitution)和爭議點,在現代社會n項選擇都可將上帝取而代之,的確是一個事實:上帝等於金錢(瑪門)、權力、家庭父母、愛人、兒女、知識、學歷、工作、民族、民主等等……。就是偏偏沒有了「上帝」這個眼不能見的創造主體,想像上帝創造了人,後來很多人(包括宗教內)都不認識上帝,甚至連思想上帝也不願意,那是多可悲的一個現象。宗教和信仰從來都是一個實踐優次(priority)的問題。 優次顯生的是愛(教會/社會/世界)的秩序。這亦是福音書中耶穌呼召門徒時,教導中常提到的那「徹底的原則」(參太八18-22)。當時耶穌所「呼召的門徒」不是甚麼「宗教信徒」,恰當地說耶穌所呼召的門徒就是一個「新存有」(New Being)群體的開始(參太九14-17)。認信耶穌是基督,就是三一上帝的門徒(「教會」的意思亦在基督的啟示中展開和衍生,教會是被基督呼召出來的「新群體」,按神學上和歷史上都有這理解,她帶有神聖使命,約翰(啟示錄)和保羅(書信)都因「信心」所帶出的種種問題指摘過教會)。如果人要混淆神聖與人的關係和分別,宗教(教會)就要負上政治(託管)的責任。
巴特的名言:上帝是上帝,人是人(Gott ist Gott , Mensch ist Mensch)說明,教會信仰和思想滯後多危險。舊約出埃及記中有句重要的神諭(oracle),上帝回應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I m who I m.)。直譯就是「我是我」(出三14)。3 巴特因為批評自由派神學的老師,很多人後來反而起來說巴特是異端,甚或將他與早期的大異端馬克安相提並論,這是不對的。巴特當然不是異端,聖經傳統和理性傳統絕對穩固,就像路德(Luther)一樣強調基督、聖經、「信心」4 和理性,與路德的分別就只是巴特面對更複雜的現代性(modernity)和政治性(德國納粹)處境(困境)。
上帝不是其他甚麼此世的人存在所關心的東西,上帝是衪自己(God is God Himself)。巴特認為:最大的啟示在耶穌基督身上。教會需要上帝同在多於需要法律(律法)和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知識(話語)」同在,這就是在世俗化處境,教會在社會中容易變質和不受(法律)保護的原因,教會如果只是一個社群(社團),教會就不是教會了。耶穌教導:安息日(律法)是為人而設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而在的。徹底從神學角度看,一切的法律條文若沒有上帝同在,都是死的都是不公不義的(西方普通法法庭的操作﹝宣誓﹞如此:手按聖經),更遑論用法律(律法)治死別人的,參考耶穌在福音書對律法的理解會明瞭,愛(上帝衪自己)才是成全律法(教會群體)唯一的基本原則。只有我們清楚教會是一個信──望──愛的「群體」,律法的精髓才會彰顯,如保羅所示。「愛」的秩序才會在教會中得以恢復(成全),律法(法律)才不至被濫用和歪曲。
有人說教會世俗化帶出的問題,可能已經到達了一個沸點的地步,就像香港一些牧者和神學和文化工作者那樣認為吧。早前德國神學家漢思昆(Hans Kung)在今天世俗化了的西方社會,呼籲教會急急從下而上改革,或許就是這原因。筆者深信更應從上而下(從神學和釋經上改革急起直追),先求衪的國和衪的義。的確今天很多教會都不似教會,教會就如天主教政治神學家麥茨(Metz)半世紀前所言:是社群式聚集。消遣式的「教會」文化是教會嗎?這樣的群體慣性地呆活著(周期性地聚集又解散),並不似有活潑的道所滋養。政治神學家莫特曼(Moltmann)六十年代就著書批判過現代教會是城市中的一條變色龍,為生存總是與宗教(政治)市場看齊。教會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我們教會這個群體應有的身份與上帝的關係是甚麼?還是我們取了各式各樣的替代品「取替」了上帝的身份呢(拜了偶像卻不自知)?這是普世教會在新世紀應再次深入思考的一項重要功課。教會這個「政治體」的身份獨特,一旦有身份危機(巴特:拜偶像),任何人也有責任提出。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3.06.04)
- 基督教的歷史之中遇到過無數的這樣的政治(抉擇)的例子,為了爭奪土地和利益,以上帝的名義發動戰爭(聖戰)的不計其數,當中固然亦包含「文化衝突」的元素是事實。在西方歷史最著名的要數「十字軍東征」(Crusade)的一段接近二百年的戰爭史。在戰爭與否之間的抉擇往往成了一種「政治──神學」的思維是「可理解」的。 簡單的問題是:誰會被人攻打就連「守」城保護國土(中國墨家戰爭「非攻」的主張)也不會的呢?在近現代宣教史中,無數的宣教士死於土著的毒箭之下是事實,亦有無數的未開化的土著民死於福音的炮火之中豈又不是歷史嗎?「政治神學」的理解和抉擇(爭議)非比尋常,這或許是神學家無法置諸不理的此世的現實,惟有好好先了解歷史,新世紀的(政治)神學才可有比較清楚的理論與實踐(praxis)模式的發展。有關十字軍東征的一段歷史,有興趣的讀者,可參Diarmaid Macculloc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London:Penguin ,2009), pp.381-9。
- 參Jurgen Moltmann, Crucified God(London:SCM,1974),pp235-49。 莫特曼在《被釘十字架的上帝》一書中,從三位一體論(Trinity)說明「十字架神學」的重要性,並且從中說明「耶穌受難日(Good Friday)」和「復活節」之間的重要神學含義和關係。在莫氏眼中,只有重申上帝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神學的任務才能完整才能面對此世的「歷史與政治」。十字架(死亡)與復活(resurrection)的辯證關係一直是莫特曼十字架神學的中心,莫特曼不忘路德神學的說法:「十字架檢驗一切」,重申三一論的重要性就是要說明十字架事件(Cross event),不單是「歷史意義」下的事件,它更是一件「上帝的事件」(God event),因此十字架是一件「神學事件」。莫特曼是二十世紀新政治神學的重要代表,他的神學理論影響過世界各地的神學和政治發展無可置疑,特別是南美的「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的發展及其對政治的影響。莫待曼的神學牽涉面很廣,有末世論(eschatology)的基礎(Theology of Hope),亦有基督論元素(The Crucified God),受馬克思主義和二十世紀德本土的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批判理論的影響,莫的神學以實踐為設定(supposition)來發展理論,在神學界和文化界舉足輕重。在全球化的大危機視野下,莫氏的神學亦從生態危機的前置中發展出別樹一幟的「生態創造論」(God in Creation),這書對傳統教義上的創造論和人觀發出了嚴厲的內在批評。他的神學對歐洲戰後的基督教思想界和世俗文化的發展均具影響力。
- 請參:《舊約摩西五經並排版》(出 3:14),(香港聖經公會)。
- 「信心」的問題是現代神學的其中一個爭議的焦點,這關乎「個體」與「群體」的互動聯繫,值得教會謹慎處理。很多強調福音的教會放下了這問題良久,對今天資本主義和多元主義價值下的教會(群體)發展,猶如溫水煮魚,神學工作者應當更為注重「信心」議題。布特曼是強調福音佈道和聖經文本的表表者,值得我們花時間了解。(可參拙文〈科學與想像文化〉見註〔7〕)布特曼(Bultmann)的神學可用「信仰原理」來了解。巴特的其中一個重要的論爭對手正是布特曼,原因正是布特曼的「信心理解(原理)」註腳於「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的大傳統之上,布特曼的神學深受二十世紀德本土的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Heidegger)的影響,這正是巴特不滿布特曼的地方。聽說巴特一生沒有聽過一堂海德格的演說,在當時是非常堅定和難得的神學家。而巴特對「信心」的詮釋卻比較接近改教者路德(Luther)的終極版本──「信心也是上帝所賜的」,並且說明信心是沒有任何條件的。因此,巴特的「從上而下」的「辯證神學」一直強調的是「上帝衪自己」(自由的上帝),即上帝作為一個主體(Subject)而不是客體來貫穿他整個神學。巴特與保羅(Paul)對耶穌基督的理解亦相似,都認為「啟示」(Revelation)才是上帝「主體性」的最重要標準,只有上帝啟示衪自己,人才會有能力了解上帝,而不是「人」存在上的一切根據。 因此亦解釋巴特不願接受任何形式的哲學(philosophy)嘗試以了解上帝本身及其真理的理由(他大力反對天主教傳統的自然神學﹝啟示﹞的理由在此,因為強調自然啟示的最大後果就是淡化了基督啟示),這對神學二千年來的歷程是警惕性的。有關兩人的論爭可參以下著作,張旭,《上帝死了,神學何為?》:廿世紀基督教神學基本問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9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