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一○年至今，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落实已一方面反映着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霸主正在调节自身去适应并透过围堵去控制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则反映着当中国被看成挑战者时所作出的自我调适；继续追求国家发展的自由。于四月中发表的《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国防白皮书中，北京再一次强调「永远不争霸」的军事方向。早前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非洲时，有分析指中国将无可避免地会重蹈西方覆辙地堕入「新殖民主义」的不公义历史规律当中。因应这两观点的对立，笔者想透过本文去寻索一个方案供华人教会参考，以缔造和维持一和平和公义的社会环境供教会生存和传福音为大前提，去省察权势和守护当权者和国人的灵魂。
围堵的灵魂：基督现实主义
西方围堵论的确立与基督教宗教改革以还「主权国家」的兴起有关。由于中世纪罗马帝国天主教会的腐败，德国教士马丁路德推行宗教改革，于被教皇、权贵和魔鬼的压迫攻击下间接促成了天主教会后来成功的改革。但由于罗马帝国权力受到欧洲各地兴起的邦国挑战，欧洲经历了几十年战争，生灵涂炭。一六四八年，交战各方于德国签署了《威斯化尼亚和平条约》（Peace of Westphalia），确立了「国家主权」概念；也授权了国家为主宰自身境内一切的最超然权势。
神学家裴国富（Hendrik Berkhof）认为世间所有「权势」（powers） （包括制度、风俗、国家、结构和政权等）原为世上万物秩序的「中介」，由于魔鬼撒但及其堕落的天使所构成的「空中掌权者首领」（prince of the power of the air）诱哄人犯罪并暂时管辖了世界，才出现了「堕落的权势」（fallen powers）。根据圣经但以理书十章中对波斯和希腊政局被「魔君」控制的描述，神学家荣克（Walter Wink）提出撒但于每一个国家已派驻拥有自己意志的「守护天使」（guarding angels）的看法，它们不断抗拒神的意志和使世间权势堕落。所以，当寻索省察权势的支点时，不能忽视了神魔对峙这属灵争战现实。
其实有关政治属灵观一直有影响着美国二战后的外交政策。冷战期间，美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基督现实主义」（Christian realism）提出需要肯定政治经济生命当中的强制性或武力性质，并指出负责任的政治伦理实须确认武力于制定国家政策的需要。作为「新以色列」，美国须于这无序 、不完美和充满罪恶的世界中尽量以最克制武力建立「较不邪恶」（lesser evil）的国际秩序。这便提供了「政治现实主义」神学根据，亦间接授权了围堵针对那些「不基督的」「邪恶」政权的做法。这种对「邪恶」的恐惧和恨恶也延续到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之上，特别是后九一一时期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各种介入和对中国的包围。
非暴力的灵魂：基督和平主义
当尼布尔的学说得到了美国主流谋划者接受之时（见笔者〈从东北亚和中东局势探索美国围堵战略的灵魂〉，刊《信报》二○一三年四月十五日），基督教重浸派（Anabaptist Church）神学家尤达（John Yoder）重申「基督和平主义」（Christian pacifism）的神学思想。从耶稣和使徒保罗的生平研究中，尤达认定教会的任务并不是积极参与政治和涉足国家权力，而是在民间从一段合适距离外去「见证」（witness）国家政权。为了维护一个适合教会生存和传福者的相对和平公义社会环境，教会见证国家主要有两个意义。一、以非暴力方法抑制国家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二、当国家碰到危机而考虑以武力解决问题时，教会便要尽力提出武力以外的另类方案供公众参考。
基督现实主义和基督和平主义有两个主要分别。一、于政教关系上，尼布尔注重的是基督徒「个人」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场域中可扮演的积极角色，他们什至可透过世界权势如国家权力（武力和政经力量）去「基督化」世界。尤达则注重教会「群体」与国家权势之间要划清界线；由于国家为「空中掌权者」控制和各种暴力的主要来源，教会便要以非暴力见证省察国家，确保「最小邪恶」（least evil），而不是积极参与其中。二是对民主政制的看法。尼布尔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最合乎基督教的政治制度，并且接受以俗世权势（国家力量）去推广民主到全世界。尤达则只看民主只为一可能中介去争取和平公义和保护教会，道明所有世间制度权势并不是教会最终目标所在，不应被崇拜，更反对以暴易暴。
对国家权势的感悟和反省
既然「国家」为世间权力浓度最高的权势所在，那也自然是「空中掌权者」虎视眈眈的宝座所在。作为历史上一切「成王败寇」背后的始作俑者，撒但无处不在地迷惑和欺哄人，特别是那些恋栈国家权势的人。笔者最近《东南亚的后殖民治国术》（Post-Colonial Statecraft in South East Asia）一书出版后，重读时圣灵让我猛然感悟到原来人愈接近国家权力核心，人便愈容易落入「空中掌权者」的各种网罗中：分化、争竞、杀害、嫉妒、镇压、谎话、欺诈、中伤、背叛、战争、权斗、利益交换输送、贪污和争名逐利等等。
笔者于是担心，基督现实主义者倡导基督徒参与权势和涉足国家权力可容易置信徒于追逐权势的迷惑当中。由于国家场域乃龙虎逐鹿之地，信徒于参与或游走时便会不自觉地与「空中掌权者」正面交锋，易被迷惑攻击，个人亦会容易缺乏群体支援而堕入被权势捆绑的黑暗中。为了减低被魔鬼攻击的可能性，可考虑另一基督和平主义教派贵格会（Quakers）为信徒组织的「清晰委员会」（clearness committee）。透过真诚对话和保密答问，定期理清个人动机、意图、目的和手段；守卫灵魂。
据笔者过去经验，信徒可私下组织一个无名份、私人保密和非正式的类似「清晰委员会」的「会心议会（privy council）」。会员为不恋栈权势、可信任、可畅所欲言和与自己没有权力、利益和工作关系的「灵伴（soul-mate）」（以减少魔鬼入手机会），透过问答和真诚对话去理清内心声音来源和各种决定背后的价值取向。这是因为当信徒个人已为众矢之的公众人物，每时每刻所听到的声音和诉求都无可避免地与某种国内外势力和政经利益有关连，或被吸纳招安，或被统一战线，若信徒个人不好好找灵伴共同警醒守望，会容易或不自觉地将所有说话行动只视为利益交易行为，出卖自己灵魂。但长远计，我们实须协助信徒去认清「透过权势去基督化世界」的潜在危险性。
由于撒但常化身为那较令人受落的「光明天使」，并利用人对权势力量的追遂和膜拜去迷惑人，神学家孙宝玲于是认为「在强调成功、强权、力量的氛围下」去辨清权势的真正底蕴实不容易，认为堕落的权势是「所有时空、个人和社会的组成部分」，没有人、机构、制度和政权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单凭人或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不可能的，救赎必来自外力。而这就是「羔羊」（耶稣基督） 于拒绝了撒但引诱他成为三个权势中介者（即政客、权威和统治者） 的诱惑后甘愿走向受苦和被杀后复活所促成的唯一出路；救恩。
由于基督和平主义者没有明显积极性去参加、干预什或颠覆国内外政权，虽然不受外交保守势力欢迎，但却有助教会寻索以非暴力为本的省察权势进路，见证国家内外发展，以维持和平公义的社会环境供教会传福音。再者，由于基督和平主义者多不主动与国家权力和利益接轨，该神学观点也许更合适后殖民香港处境；于〈基本法〉的保障下，教会作为民间群体可见证守望国家、以「非暴力」方法提出促进适合传福音的全球和平公义的方案。
省察权势的支点：非暴力
「非暴力」（non-violence） 针对的是俗世权势中及其代理人对「他者」（other） 所施行的「统一暴力」（unifying violence） 倾向和实践。个人也好，机构制度也好，国家也好，为了巩固自我身分认同、位置、利益和维持某种秩序，掌权者会自然地排斥和打压异己，这是堕落的但要被怜悯的当今政治文化现实。
神学家文约彬（John Milbank） 认为，于高举现代性中的「理性」原则下，各种世俗竞赛、学术辩论、法律裁决什至战争的结果便是要去击倒并证明「败方（他者）」的「不理性」、「次等」和「失败」的「存在暴力」（ontological violence）。相反，作为另类的「认知的存在学」（ontology of epistemology），「非暴力」便是以抑制各种因追逐权势所产生的存在和实体暴力为伦理原则，去与那「他者（对手）」在爱和包容中进行恒常对话，与他者于互动循环中直接或间接促进自己和他者渐达到一次又一次感悟世间真相的「高峰境界」（peak experience） 体验。由于感悟是个人、主观和偶发性经验，虽然无法控制、预测、制造和重复这些经验，我们仍可尝试沿「召命为本」（vocation-based） 生命教育去促使人去寻找认清那真我灵魂和天赋使命，省察权势。
个人召命是一份来自神的珍贵礼物，亦源自于那早于孕育在母腹中已被神认识的那位「真我」（true self） ，所以寻求召命也自然地会寻见真我。真我不同于「自我」（ego） 。「自我」是人的情欲、自私、自主、嫉妒和世界权势建构灌输我们人对权力、金钱、争竞、名声和成就的冒目追求和捆绑的总和。「真我」则是人努力寻求神的心意和主权的过程中学习放下「自我」的经验和学习不为权势所动的果实。寻觅真我并不是容易的，是一个不间断的和谦卑的学习「舍弃」（renunciation） 自我和权势的过程，但途中亦不乏神的保守、祝福和惊喜。
结语
于当今西方为首的全球化和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冒起向外伸展所交错的时间（历史）及空间（文化）的基线上，教会可如何守护国家？笔者认为：教会之所以能见证国家权力，凭的实不在于依靠权势或涉足国家权力，教会便有自由不按那「空中掌权者」所定的标准去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
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真理堂会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3.0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