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一○年至今，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落實已一方面反映著美國作為世界超級大國霸主正在調節自身去適應並透過圍堵去控制中國的崛起；另一方面則反映著當中國被看成挑戰者時所作出的自我調適；繼續追求國家發展的自由。於四月中發表的《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國防白皮書中，北京再一次強調「永遠不爭霸」的軍事方向。早前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非洲時，有分析指中國將無可避免地會重蹈西方覆轍地墮入「新殖民主義」的不公義歷史規律當中。因應這兩觀點的對立，筆者想透過本文去尋索一個方案供華人教會參考，以締造和維持一和平和公義的社會環境供教會生存和傳福音為大前提，去省察權勢和守護當權者和國人的靈魂。
圍堵的靈魂：基督現實主義
西方圍堵論的確立與基督教宗教改革以還「主權國家」的興起有關。由於中世紀羅馬帝國天主教會的腐敗，德國教士馬丁路德推行宗教改革，於被教皇、權貴和魔鬼的壓迫攻擊下間接促成了天主教會後來成功的改革。但由於羅馬帝國權力受到歐洲各地興起的邦國挑戰，歐洲經歷了幾十年戰爭，生靈塗炭。一六四八年，交戰各方於德國簽署了《威斯化尼亞和平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確立了「國家主權」概念；也授權了國家為主宰自身境內一切的最超然權勢。
神學家裴國富（Hendrik Berkhof）認為世間所有「權勢」（powers） （包括制度、風俗、國家、結構和政權等）原為世上萬物秩序的「中介」，由於魔鬼撒但及其墮落的天使所構成的「空中掌權者首領」（prince of the power of the air）誘哄人犯罪並暫時管轄了世界，才出現了「墮落的權勢」（fallen powers）。根據聖經但以理書十章中對波斯和希臘政局被「魔君」控制的描述，神學家榮克（Walter Wink）提出撒但於每一個國家已派駐擁有自己意志的「守護天使」（guarding angels）的看法，牠們不斷抗拒神的意志和使世間權勢墮落。所以，當尋索省察權勢的支點時，不能忽視了神魔對峙這屬靈爭戰現實。
其實有關政治屬靈觀一直有影響著美國二戰後的外交政策。冷戰期間，美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基督現實主義」（Christian realism）提出需要肯定政治經濟生命當中的強制性或武力性質，並指出負責任的政治倫理實須確認武力於制定國家政策的需要。作為「新以色列」，美國須於這無序 、不完美和充滿罪惡的世界中盡量以最克制武力建立「較不邪惡」（lesser evil）的國際秩序。這便提供了「政治現實主義」神學根據，亦間接授權了圍堵針對那些「不基督的」「邪惡」政權的做法。這種對「邪惡」的恐懼和恨惡也延續到冷戰後美國外交政策之上，特別是後九一一時期對中東伊斯蘭國家的各種介入和對中國的包圍。
非暴力的靈魂：基督和平主義
當尼布爾的學說得到了美國主流謀劃者接受之時（見筆者〈從東北亞和中東局勢探索美國圍堵戰略的靈魂〉，刊《信報》二○一三年四月十五日），基督教重浸派（Anabaptist Church）神學家尤達（John Yoder）重申「基督和平主義」（Christian pacifism）的神學思想。從耶穌和使徒保羅的生平研究中，尤達認定教會的任務並不是積極參與政治和涉足國家權力，而是在民間從一段合適距離外去「見證」（witness）國家政權。為了維護一個適合教會生存和傳福者的相對和平公義社會環境，教會見證國家主要有兩個意義。一、以非暴力方法抑制國家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二、當國家碰到危機而考慮以武力解決問題時，教會便要盡力提出武力以外的另類方案供公眾參考。
基督現實主義和基督和平主義有兩個主要分別。一、於政教關係上，尼布爾注重的是基督徒「個人」於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場域中可扮演的積極角色，他們甚至可透過世界權勢如國家權力（武力和政經力量）去「基督化」世界。尤達則注重教會「群體」與國家權勢之間要劃清界線；由於國家為「空中掌權者」控制和各種暴力的主要來源，教會便要以非暴力見證省察國家，確保「最小邪惡」（least evil），而不是積極參與其中。二是對民主政制的看法。尼布爾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為最合乎基督教的政治制度，並且接受以俗世權勢（國家力量）去推廣民主到全世界。尤達則只看民主只為一可能中介去爭取和平公義和保護教會，道明所有世間制度權勢並不是教會最終目標所在，不應被崇拜，更反對以暴易暴。
對國家權勢的感悟和反省
既然「國家」為世間權力濃度最高的權勢所在，那也自然是「空中掌權者」虎視眈眈的寶座所在。作為歷史上一切「成王敗寇」背後的始作俑者，撒但無處不在地迷惑和欺哄人，特別是那些戀棧國家權勢的人。筆者最近《東南亞的後殖民治國術》（Post-Colonial Statecraft in South East Asia）一書出版後，重讀時聖靈讓我猛然感悟到原來人愈接近國家權力核心，人便愈容易落入「空中掌權者」的各種網羅中：分化、爭競、殺害、嫉妒、鎮壓、謊話、欺詐、中傷、背叛、戰爭、權鬥、利益交換輸送、貪污和爭名逐利等等。
筆者於是擔心，基督現實主義者倡導基督徒參與權勢和涉足國家權力可容易置信徒於追逐權勢的迷惑當中。由於國家場域乃龍虎逐鹿之地，信徒於參與或遊走時便會不自覺地與「空中掌權者」正面交鋒，易被迷惑攻擊，個人亦會容易缺乏群體支援而墮入被權勢捆綁的黑暗中。為了減低被魔鬼攻擊的可能性，可考慮另一基督和平主義教派貴格會（Quakers）為信徒組織的「清晰委員會」（clearness committee）。透過真誠對話和保密答問，定期理清個人動機、意圖、目的和手段；守衛靈魂。
據筆者過去經驗，信徒可私下組織一個無名份、私人保密和非正式的類似「清晰委員會」的「會心議會（privy council）」。會員為不戀棧權勢、可信任、可暢所欲言和與自己沒有權力、利益和工作關係的「靈伴（soul-mate）」（以減少魔鬼入手機會），透過問答和真誠對話去理清內心聲音來源和各種決定背後的價值取向。這是因為當信徒個人已為眾矢之的公眾人物，每時每刻所聽到的聲音和訴求都無可避免地與某種國內外勢力和政經利益有關連，或被吸納招安，或被統一戰線，若信徒個人不好好找靈伴共同警醒守望，會容易或不自覺地將所有說話行動只視為利益交易行為，出賣自己靈魂。但長遠計，我們實須協助信徒去認清「透過權勢去基督化世界」的潛在危險性。
由於撒但常化身為那較令人受落的「光明天使」，並利用人對權勢力量的追遂和膜拜去迷惑人，神學家孫寶玲於是認為「在強調成功、強權、力量的氛圍下」去辨清權勢的真正底蘊實不容易，認為墮落的權勢是「所有時空、個人和社會的組成部分」，沒有人、機構、制度和政權是完美無缺的。因此，單憑人或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不可能的，救贖必來自外力。而這就是「羔羊」（耶穌基督） 於拒絕了撒但引誘衪成為三個權勢中介者（即政客、權威和統治者） 的誘惑後甘願走向受苦和被殺後復活所促成的唯一出路；救恩。
由於基督和平主義者沒有明顯積極性去參加、干預甚或顛覆國內外政權，雖然不受外交保守勢力歡迎，但卻有助教會尋索以非暴力為本的省察權勢進路，見證國家內外發展，以維持和平公義的社會環境供教會傳福音。再者，由於基督和平主義者多不主動與國家權力和利益接軌，該神學觀點也許更合適後殖民香港處境；於〈基本法〉的保障下，教會作為民間群體可見證守望國家、以「非暴力」方法提出促進適合傳福音的全球和平公義的方案。
省察權勢的支點：非暴力
「非暴力」（non-violence） 針對的是俗世權勢中及其代理人對「他者」（other） 所施行的「統一暴力」（unifying violence） 傾向和實踐。個人也好，機構制度也好，國家也好，為了鞏固自我身分認同、位置、利益和維持某種秩序，掌權者會自然地排斥和打壓異己，這是墮落的但要被憐憫的當今政治文化現實。
神學家文約彬（John Milbank） 認為，於高舉現代性中的「理性」原則下，各種世俗競賽、學術辯論、法律裁決甚至戰爭的結果便是要去擊倒並證明「敗方（他者）」的「不理性」、「次等」和「失敗」的「存在暴力」（ontological violence）。相反，作為另類的「認知的存在學」（ontology of epistemology），「非暴力」便是以抑制各種因追逐權勢所產生的存在和實體暴力為倫理原則，去與那「他者（對手）」在愛和包容中進行恆常對話，與他者於互動循環中直接或間接促進自己和他者漸達到一次又一次感悟世間真相的「高峰境界」（peak experience） 體驗。由於感悟是個人、主觀和偶發性經驗，雖然無法控制、預測、製造和重複這些經驗，我們仍可嘗試沿「召命為本」（vocation-based） 生命教育去促使人去尋找認清那真我靈魂和天賦使命，省察權勢。
個人召命是一份來自神的珍貴禮物，亦源自於那早於孕育在母腹中已被神認識的那位「真我」（true self） ，所以尋求召命也自然地會尋見真我。真我不同於「自我」（ego） 。「自我」是人的情慾、自私、自主、嫉妒和世界權勢建構灌輸我們人對權力、金錢、爭競、名聲和成就的冒目追求和捆綁的總和。「真我」則是人努力尋求神的心意和主權的過程中學習放下「自我」的經驗和學習不為權勢所動的果實。尋覓真我並不是容易的，是一個不間斷的和謙卑的學習「捨棄」（renunciation） 自我和權勢的過程，但途中亦不乏神的保守、祝福和驚喜。
結語
於當今西方為首的全球化和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冒起向外伸展所交錯的時間（歷史）及空間（文化）的基線上，教會可如何守護國家？筆者認為：教會之所以能見證國家權力，憑的實不在於依靠權勢或涉足國家權力，教會便有自由不按那「空中掌權者」所定的標準去完成它的歷史使命。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會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3.0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