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走过了廿四个年头，六四事件对香港社会而言，仍然是一样的「不想回忆，未敢忘记」。时间可以冲刷社会记忆，岁月可以改变城市心灵，却洗不掉民众争取自由的血泪，改不了人心对公义的向往。
廿四年，在历史的长河里，说短不短，说长不长。这些年来，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已达致在国际间举足轻重的地步，政治发展却仍然停滞不前，什至有倒退迹象。缺乏制衡与透明度的政治生态，令人性的阴暗面轻易骑劫制度，人为私利只能不拣手段，人际伦理大幅败坏，社会信任尽失，国民要享用可信赖的食品用品就几乎只能到海外找。好人好事仍然是有的，可是民间要累积社会资本亦困难重重。政府严防民间组织构成政治威胁，以维稳为名镇压异见为实，维稳费比军费还高，对异见者维权者上访者动辄诛连迫害，「被失踪」「被自杀」，连小孩和残疾人士也不放过。而近期中共提出「七不讲」，将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这七项列为禁止宣传谈论之列，更是内地政治发展的一大倒退，教人无法期望内地新一届政府能及时打开政治改革的瓶颈，使社会发展重入正轨。
使邦国得以高举的，是公义（箴十四34）。将一党存亡摆在公义之前的社会，所谓繁荣与幸福也没有持久的根基。凡事纯为一己生存，只要「以我为主」就无事不为无恶不作，最终只会反过来断送自己的生命，连他人福祉也随时要陪葬。
内地问题延展至香港，中港矛盾近年屡屡成为香港社会民生的争议焦点。本地舆论里也有以标榜本土为名，自保为尚，对内地人标签辱骂，极尽排斥之能事，连悼念六四要求平反也被指为跟内地割席割得不彻底。这种说法，徒见情感宣泄之效，却于事无补，什至削弱改善的力量。其实，从全球化的角度看，一时一地的问题与风险总会跨越疆界，众人均沾。香港作为与全球化高度结连的地区，若为了捡族群政治的便宜，而扼杀了对普世价值的秉持，到最后，香港还是不是香港？
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十六25）这番话虽见吊诡，对于个人灵命──以至政治生命──却别具意义，值得在记念六四廿四周年的当下，细心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