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

中国近代受西方列强侵凌，清末时什至做着亡国的恶梦。孙中山先生等先辈不惜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民族、民权、民生」的主张，就是孙中山先生等的中国梦。可惜，中华民国的成立，帝制的消失，并没有为中国摆脱恶梦迫近。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继续蚕食中国，五四的知识份子与学生便喊出「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的中国梦，希望透过民主与科学挽救中国。然而，民国时期的民主选举与政府敌不过军阀的武力和当权者的贪污腐化，文人政府与民主制度只是昙花一现。至于科学上的发展，怎么也胜不过明治维新后船坚炮利的日本，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再次面对灭亡的危机。

　　新中国成立，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不用害怕做亡国奴。新中国成立之初，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于「民主集中制」下，还以为有一定的生存空间。这个梦却在文革期间完全被打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先生提出「小康」的中国梦，又曾先后有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远景。只不过，两条腿一直是一快一慢，中国也只能一拐一拐的前进。如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新一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梦呢？除了富强（经济上富，军事上强）以外，这个梦还包括什么呢？

香港梦

　　香港自从于十九世纪中叶成为英国殖民地以后，不论从英国或中国的角度而言，一直被重视的就是其经济价值。不少从大陆逃难到香港的人，追求的不外是吃得饱穿得暖和安眠无梦的一个晚上。九七回归，代表了大陆和香港又走在命运的交汇点上。香港人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下，相信自己是香港未来的主人，不单民族自尊再次得以确立，对香港的归属感和拥有感也得以强化。因此，在回归前的论述中，「植根」是常见的字眼。

　　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很多香港人都造着一个香港梦：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梦。根据《基本法》，香港有一天所有立法会议员及特首，都由普选产生，香港也保留九七前的法律及行政制度，香港人也继续享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信仰等等的自由。九七前香港立法局通过《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内容取自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人的香港梦。许多香港人都想不到，回归十五年后的今天，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香港人，仍未得到国家的信任；特首和立法会全体议员的普选，很可能是有「中国特色」的普选；还要由一些文质彬彬的学者扮激进来要求中央政府对二○一七年的特首普选和二○二○年的立法会普选如何落实表态。香港人当家作主的梦和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梦会不会实现呢？

　　对许多同样有香港人和中国人身份认同的人而言，香港梦和中国梦也许早已交织在一起了。

信仰梦

　　由旧约到新约，圣经一直都有一个自由、公义与和平社会的梦想。

　　以色列民族的成形与建国，就是根源于他们在埃及受奴役的压迫和对自由的梦想（参出一至三）。出埃及的经验也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制度与法律，不容许对奴隶的不断剥削及对穷人的压迫（参出廿一1-11，廿三6-9），并以他们出埃及的经验作为其精神的依据──「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作过寄居的，知道寄居者的心情」（出廿三9，和合本修订版，下同）。

　　以色列民族立国后的君主与当权者，许多都没有遵守这些典章与制度，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一己之私，奴役人民，公然违背上主的心意和立国的精神。在以色列富裕的年代，掌权者和富豪对人民的劳役与剥削引起了先知强烈的批评。以赛亚责骂他们收受贿赂，对孤儿寡妇的冤屈置之不理，呼吁他们远离恶行，「学习行善，寻求公平，帮助受欺压的，替孤儿伸冤，为寡妇辩护」（赛一12-23）。他更描述了理想社会的样貌：人人享高寿，建屋者住在自建的屋内，栽种者吃自己种的果实，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赛六十五17-25），一个公义与和平的社会。

　　主耶稣开始其传道生涯前，不单拒绝权力、荣华富贵与欲望的引诱，也指出他的使命是要完成以赛亚先知的话：「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宣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路四18-19）

　　当世界上再没有人受压迫，再没有人因资源匮乏而穿不暖吃不饱，再没有人受残疾之苦，那么，这个世界才算是个幸福的世界，上主悦纳的社会。

　　主在最后晚餐时，用手巾束腰为跟从他的门徒洗脚，显示了权力是用来服事而不是主宰他人的道理。（约十三1-11）没有了一双服事他人的手和一颗服事他人的心，这个世界不会走出权力腐化的死胡同。

我的梦和你的梦

　　我的梦和你的梦，中国梦和香港梦，社会梦和信仰梦，是同一个梦或不同的梦呢？你和我都怀抱着这些梦，并愿为了这些梦的实现而付出吗？

　　有梦而死，胜过无梦而生。

编按︰作者为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