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

中國近代受西方列強侵凌，清末時甚至做著亡國的惡夢。孫中山先生等先輩不惜以革命手段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民族、民權、民生」的主張，就是孫中山先生等的中國夢。可惜，中華民國的成立，帝制的消失，並沒有為中國擺脫惡夢迫近。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繼續蠶食中國，五四的知識份子與學生便喊出「德先生與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的中國夢，希望透過民主與科學挽救中國。然而，民國時期的民主選舉與政府敵不過軍閥的武力和當權者的貪污腐化，文人政府與民主制度只是曇花一現。至於科學上的發展，怎麼也勝不過明治維新後船堅炮利的日本，在八年抗戰期間，中國再次面對滅亡的危機。

　　新中國成立，中國人終於站起來了，不用害怕做亡國奴。新中國成立之初，各民主黨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於「民主集中制」下，還以為有一定的生存空間。這個夢卻在文革期間完全被打破。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先生提出「小康」的中國夢，又曾先後有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遠景。只不過，兩條腿一直是一快一慢，中國也只能一拐一拐的前進。如今，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新一屆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又是一個甚麼樣的夢呢？除了富強（經濟上富，軍事上強）以外，這個夢還包括甚麼呢？

香港夢

　　香港自從於十九世紀中葉成為英國殖民地以後，不論從英國或中國的角度而言，一直被重視的就是其經濟價值。不少從大陸逃難到香港的人，追求的不外是吃得飽穿得暖和安眠無夢的一個晚上。九七回歸，代表了大陸和香港又走在命運的交匯點上。香港人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下，相信自己是香港未來的主人，不單民族自尊再次得以確立，對香港的歸屬感和擁有感也得以強化。因此，在回歸前的論述中，「植根」是常見的字眼。

　　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很多香港人都造著一個香港夢：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夢。根據《基本法》，香港有一天所有立法會議員及特首，都由普選產生，香港也保留九七前的法律及行政制度，香港人也繼續享有言論、集會、出版、結社、信仰等等的自由。九七前香港立法局通過《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內容取自聯合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也進一步鞏固了香港人的香港夢。許多香港人都想不到，回歸十五年後的今天，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香港人，仍未得到國家的信任；特首和立法會全體議員的普選，很可能是有「中國特色」的普選；還要由一些文質彬彬的學者扮激進來要求中央政府對二○一七年的特首普選和二○二○年的立法會普選如何落實表態。香港人當家作主的夢和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夢會不會實現呢？

　　對許多同樣有香港人和中國人身份認同的人而言，香港夢和中國夢也許早已交織在一起了。

信仰夢

　　由舊約到新約，聖經一直都有一個自由、公義與和平社會的夢想。

　　以色列民族的成形與建國，就是根源於他們在埃及受奴役的壓迫和對自由的夢想（參出一至三）。出埃及的經驗也塑造了他們的社會制度與法律，不容許對奴隸的不斷剝削及對窮人的壓迫（參出廿一1-11，廿三6-9），並以他們出埃及的經驗作為其精神的依據──「不可欺壓寄居的，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作過寄居的，知道寄居者的心情」（出廿三9，和合本修訂版，下同）。

　　以色列民族立國後的君主與當權者，許多都沒有遵守這些典章與制度，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和一己之私，奴役人民，公然違背上主的心意和立國的精神。在以色列富裕的年代，掌權者和富豪對人民的勞役與剝削引起了先知強烈的批評。以賽亞責罵他們收受賄賂，對孤兒寡婦的冤屈置之不理，呼籲他們遠離惡行，「學習行善，尋求公平，幫助受欺壓的，替孤兒伸冤，為寡婦辯護」（賽一12-23）。他更描述了理想社會的樣貌：人人享高壽，建屋者住在自建的屋內，栽種者吃自己種的果實，人與自然和諧共處（賽六十五17-25），一個公義與和平的社會。

　　主耶穌開始其傳道生涯前，不單拒絕權力、榮華富貴與欲望的引誘，也指出祂的使命是要完成以賽亞先知的話：「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擄的得釋放，失明的得看見，受壓迫的得自由，宣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路四18-19）

　　當世界上再沒有人受壓迫，再沒有人因資源匱乏而穿不暖吃不飽，再沒有人受殘疾之苦，那麼，這個世界才算是個幸福的世界，上主悅納的社會。

　　主在最後晚餐時，用手巾束腰為跟從祂的門徒洗腳，顯示了權力是用來服事而不是主宰他人的道理。（約十三1-11）沒有了一雙服事他人的手和一顆服事他人的心，這個世界不會走出權力腐化的死胡同。

我的夢和你的夢

　　我的夢和你的夢，中國夢和香港夢，社會夢和信仰夢，是同一個夢或不同的夢呢？你和我都懷抱著這些夢，並願為了這些夢的實現而付出嗎？

　　有夢而死，勝過無夢而生。

編按︰作者為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