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闹得热哄的是有教牧宣称：「不同教会的注册章则亦定明，若牧师或信徒犯法便应将他们开除。他不点名警告，指若有牧师公然煽动别人犯法，应先辞去教会职务或被取消会籍，而所属教会的信徒亦应『慎重其事』，否则便是附和他人犯法。」（《明报》二○一三年五月七日）
笔者一向关注教牧操守与信徒纪律事宜，这位教牧的立论有「言过其实」与「过分笼统」，有关言论值得我们一起思考与讨论。首先，开除会籍或革除牧职要有法理依据；倘若没有说明对方「所犯何罪？」就贸然施行纪律，就明显于理不合。就以《播道会教会纪律手册》（二○○六年版）为例，内有针对同性性行为、离婚、堕胎、亏空、赖账与偷窃、宣讲假道理等，却没有任何条文指向倘若教牧与信徒参与社会伦理议题而被控或被捕，堂会就能合情合理地开除会籍或革除牧职。
再看不少堂会注册为有限公司于社会运作，〈组织章程大纲及章程细则〉（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说明任何「董事」（board of directors）破产、精神混乱或犯上刑事罪行，就会丧失其「董事」资格。就笔者认识大多堂会教牧什少位居「董事」，因这可能触及「董事」不能收受利益的条文。当然，笔者也发现有少数例外的情况。因此，有教牧与长执负有「董事」身份的，当参与任何示威、游行或集会，有可能触及公民抗命时，就要考虑辞去「董事」身份而非教牧或会众身份。这些有「董事」职分的教牧或会众主动而自愿这样做，正是「顾全大局」的表现。
再从教会历史看，历世历代有不少先贤先圣，为了信仰与公义，有时被政权定性为「犯法」。亚他拿修反对亚流主义，一生被政权放逐五次。差不多所有宗教改革者触犯当时的法律。本仁约翰与其他清教徒领袖同样为了宗教自由而犯法。近代反越战期间的神职人员，Daniel J. Berrigan为美国天主教神甫，他于一九六七年参与非暴力抗争而坐牢六年。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为德国信义宗牧师，他先后反对纳粹政权，先后坐牢九年（1937-1945）；其后他又反对越战。他这番话常被人引用：
「当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当他们追杀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当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站出来说话──我不是工会成员
当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犹太人
当他们要追杀我，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更不要说，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一生被补而坐牢不少于廿九次，也不见其所属教会革除他的牧职。再看那些「反堕胎」的教牧与信徒，美国奥克兰（Oakland） 有一位教牧Walter Hoye不理禁制令而滋扰堕胎诊所而要坐牢三十日（二○○九年三月廿一日）。倘若要举例，倡导不同社会课题因而受控「犯法」的教牧或会众，也有不少。笔者并非倡导教牧或会众要「以身试法」，不顾后果地挑战心目当中的恶法。倘若有一日，政府宣布任何歧视同志的言论要受控与坐牢，堂会是否因而要开除会籍或革除牧职，我预期事实是相反，这些公然挑战视为「恶法」的捧为英雄？我们不能以「双重标准」来理解「犯法」的教牧与信徒，他／她们不是个人品格失职或失掉会籍。
再以香港为例，八九年六四期间，不少教牧与信徒上街声援学运，这些学运领袖在内地为「通缉犯」，我们昔日所作的也是「犯法」。同样有本港堂会长期参与支援内地非「三自教会」事工，严格而言，也是「犯法」，堂会是否同样要开除会籍与革除牧职那些参与者？宣教工场内不少创启地区，同样存在可能触反当地法律事宜？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宣称：「若牧师或信徒犯法便应将他们开除。」
当教牧或信徒以不同标准来量度哪些社会行动是「行公义」（如反堕胎与反同志运动），而支持「和平占中」或码头工人则为「破坏法治」，这些前后不一致的判断只会带来批判。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3.0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