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鬧得熱哄的是有教牧宣稱：「不同教會的註冊章則亦定明，若牧師或信徒犯法便應將他們開除。他不點名警告，指若有牧師公然煽動別人犯法，應先辭去教會職務或被取消會籍，而所屬教會的信徒亦應『慎重其事』，否則便是附和他人犯法。」（《明報》二○一三年五月七日）
筆者一向關注教牧操守與信徒紀律事宜，這位教牧的立論有「言過其實」與「過分籠統」，有關言論值得我們一起思考與討論。首先，開除會籍或革除牧職要有法理依據；倘若沒有說明對方「所犯何罪？」就貿然施行紀律，就明顯於理不合。就以《播道會教會紀律手冊》（二○○六年版）為例，內有針對同性性行為、離婚、墮胎、虧空、賴賬與偷竊、宣講假道理等，卻沒有任何條文指向倘若教牧與信徒參與社會倫理議題而被控或被捕，堂會就能合情合理地開除會籍或革除牧職。
再看不少堂會註冊為有限公司於社會運作，〈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說明任何「董事」（board of directors）破產、精神混亂或犯上刑事罪行，就會喪失其「董事」資格。就筆者認識大多堂會教牧甚少位居「董事」，因這可能觸及「董事」不能收受利益的條文。當然，筆者也發現有少數例外的情況。因此，有教牧與長執負有「董事」身份的，當參與任何示威、遊行或集會，有可能觸及公民抗命時，就要考慮辭去「董事」身份而非教牧或會眾身份。這些有「董事」職分的教牧或會眾主動而自願這樣做，正是「顧全大局」的表現。
再從教會歷史看，歷世歷代有不少先賢先聖，為了信仰與公義，有時被政權定性為「犯法」。亞他拿修反對亞流主義，一生被政權放逐五次。差不多所有宗教改革者觸犯當時的法律。本仁約翰與其他清教徒領袖同樣為了宗教自由而犯法。近代反越戰期間的神職人員，Daniel J. Berrigan為美國天主教神甫，他於一九六七年參與非暴力抗爭而坐牢六年。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為德國信義宗牧師，他先後反對納粹政權，先後坐牢九年（1937-1945）；其後他又反對越戰。他這番話常被人引用：
「當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站出來說話──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要追殺我，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了。」
更不要說，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一生被補而坐牢不少於廿九次，也不見其所屬教會革除他的牧職。再看那些「反墮胎」的教牧與信徒，美國奧克蘭（Oakland） 有一位教牧Walter Hoye不理禁制令而滋擾墮胎診所而要坐牢三十日（二○○九年三月廿一日）。倘若要舉例，倡導不同社會課題因而受控「犯法」的教牧或會眾，也有不少。筆者並非倡導教牧或會眾要「以身試法」，不顧後果地挑戰心目當中的惡法。倘若有一日，政府宣布任何歧視同志的言論要受控與坐牢，堂會是否因而要開除會籍或革除牧職，我預期事實是相反，這些公然挑戰視為「惡法」的捧為英雄？我們不能以「雙重標準」來理解「犯法」的教牧與信徒，他／她們不是個人品格失職或失掉會籍。
再以香港為例，八九年六四期間，不少教牧與信徒上街聲援學運，這些學運領袖在內地為「通緝犯」，我們昔日所作的也是「犯法」。同樣有本港堂會長期參與支援內地非「三自教會」事工，嚴格而言，也是「犯法」，堂會是否同樣要開除會籍與革除牧職那些參與者？宣教工場內不少創啟地區，同樣存在可能觸反當地法律事宜？所以，我們不能籠統地宣稱：「若牧師或信徒犯法便應將他們開除。」
當教牧或信徒以不同標準來量度哪些社會行動是「行公義」（如反墮胎與反同志運動），而支持「和平佔中」或碼頭工人則為「破壞法治」，這些前後不一致的判斷只會帶來批判。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3.0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