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两句流行语：「不成功，便成仁！」和「成王败寇！」。中国历史以来，改革的路都是充满艰难和险峻。
最近香港积极谈论「占领中环」的议题，背后的动力和原因是，很多市民对北京失望了，对北京是否真心让香港渐进地进入民主，进入真正的全民普选彻底失望了。从失望，到悲愤，从悲愤和受骗的感觉，到提出较激烈的口号和行动，从宏观的中国历史来看，也是中国历代改革派常有的一个进路。
与此同时，北京作为中央，随着国力的逐渐强盛、美日等围堵中国的野心加深，国内的民族情怀浓烈，内忧和外争不断，加上天朝中央的自信，已经没有耐性再侍候香港的反对声音。时局的发展，香港激烈的改革派或国内民主改革派，就容易会被戴上不顺服、敌中央、不爱国，什至会扣上「通敌」或「叛逆」等帽子；从宏观中国改革的历史来说，这也似乎是常见之事。
早前在国内书店买了解玺璋的《梁启超传》一读，书中谈到在百日维新前的一段故事。当中日甲午战败后，中国沦落到被小国日本侵凌，发生举人们「公车上书」事件。梁启超曾说：「吾国四千馀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之后始也。」但这千馀人之大举，虽是国朝所无，但很快就归于沉寂。虽然光绪皇帝也在中日烟台和约后，发出朱谕说：「兵非素练……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惟当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鶩空名，勿忽远图，勿沿姑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
但这百日维新前的改革先声很快就被西太后的怒气掩盖。在这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再次在办学和办报上努力，梁启超也对中国传统以来的荀子的路线提出严厉的批评：「启超谓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梁启超渴望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反专制路线，批判荀子有四大问题：尊君权、排异说、谨礼仪、重考据。评论者指出，这条荀派的儒家路线「正是造成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懦弱无气、人格猥琐的四大原因。」
在百日维新前的「保国会」期间，梁启超发猛话指斥士大夫们：「故启超窃谓，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因为他们「皆饱食以待升转，终日无所事。既不读书，又不办事，堂堂岁月，无法消遣，乃相率自沉于看花、饮酒、诗钟、射覆、弹棋、六博、征歌、选舞，以为度日之计。」在这时候，就有年轻人孙灏以《驳保国会议》将康梁与孙文视为同类，说他们「叛逆之心，昭然呈露」！有李盛铎最初支持康有为，但听到风声指有人弹劾他们时，就立刻出来划清界限。又有御史黄桂鋆上折说：「近日人心浮动，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抵制外人则不足，盗窃内政则有馀！」
解玺璋就这段百日维新前的风浪有这样的总结：「很多人仇视他们，以为他们搞了自己的宁静；朋友也不理解他们，什至误解他们，而理解他们的，也没有勇气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但他们并没有退缩。」
中国历代改革的声音，往往有「激进」和「求稳」之争，有「是真谏言真爱国」，还是「搞叛逆搞夺权」的争议。写到这里，也激发自己以后多研究中国历代改革的浪潮，及西方国家改革浪潮的动力。
最后以孙中山的话为结。针对「许多人以为中国不适用民主政治，因为人民知识程度太低。」孙中山说：「我不信有这话……人民是民国的主人，他只要能指定出一个目标来，像坐汽车的一般。至于如何做去，自有有技能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所以，人民知识程度虽低，只要说得出『要到哪里』一句话来，就无害于民主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