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兩句流行語：「不成功，便成仁！」和「成王敗寇！」。中國歷史以來，改革的路都是充滿艱難和險峻。
最近香港積極談論「佔領中環」的議題，背後的動力和原因是，很多市民對北京失望了，對北京是否真心讓香港漸進地進入民主，進入真正的全民普選徹底失望了。從失望，到悲憤，從悲憤和受騙的感覺，到提出較激烈的口號和行動，從宏觀的中國歷史來看，也是中國歷代改革派常有的一個進路。
與此同時，北京作為中央，隨著國力的逐漸強盛、美日等圍堵中國的野心加深，國內的民族情懷濃烈，內憂和外爭不斷，加上天朝中央的自信，已經沒有耐性再侍候香港的反對聲音。時局的發展，香港激烈的改革派或國內民主改革派，就容易會被戴上不順服、敵中央、不愛國，甚至會扣上「通敵」或「叛逆」等帽子；從宏觀中國改革的歷史來說，這也似乎是常見之事。
早前在國內書店買了解璽璋的《梁啟超傳》一讀，書中談到在百日維新前的一段故事。當中日甲午戰敗後，中國淪落到被小國日本侵凌，發生舉人們「公車上書」事件。梁啟超曾說：「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之後始也。」但這千餘人之大舉，雖是國朝所無，但很快就歸於沉寂。雖然光緒皇帝也在中日煙台和約後，發出硃諭說：「兵非素練……不殊烏合，以致水陸交綏，戰無一勝……惟當艱苦一心，痛除積弊。於練兵籌餉兩大端，盡力研求，詳籌興革……勿鶩空名，勿忽遠圖，勿沿姑習，務期事事核實，以收自強之效。」
但這百日維新前的改革先聲很快就被西太后的怒氣掩蓋。在這之後，康有為和梁啟超再次在辦學和辦報上努力，梁啟超也對中國傳統以來的荀子的路線提出嚴厲的批評：「啟超謂孔門之學，後衍為孟子、荀卿兩派。荀傳小康，孟傳大同……二千年間，宗派屢變，壹皆盤旋荀學肘下，孟學絕而孔學亦衰。」梁啟超渴望孟子的「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反專制路線，批判荀子有四大問題：尊君權、排異說、謹禮儀、重考據。評論者指出，這條荀派的儒家路線「正是造成傳統儒家知識分子懦弱無氣、人格猥瑣的四大原因。」
在百日維新前的「保國會」期間，梁啟超發猛話指斥士大夫們：「故啟超竊謂，吾中國之亡，不亡於貧，不亡於弱，不亡於外患，不亡於內訌，而實亡於此輩大夫之議論，之心力也。」因為他們「皆飽食以待升轉，終日無所事。既不讀書，又不辦事，堂堂歲月，無法消遣，乃相率自沉於看花、飲酒、詩鐘、射覆、彈棋、六博、徵歌、選舞，以為度日之計。」在這時候，就有年輕人孫灝以《駁保國會議》將康梁與孫文視為同類，說他們「叛逆之心，昭然呈露」！有李盛鐸最初支持康有為，但聽到風聲指有人彈劾他們時，就立刻出來劃清界限。又有御史黃桂鋆上折說：「近日人心浮動，民主民權之說日益猖獗……抵制外人則不足，盜竊內政則有餘！」
解璽璋就這段百日維新前的風浪有這樣的總結：「很多人仇視他們，以為他們搞了自己的寧靜；朋友也不理解他們，甚至誤解他們，而理解他們的，也沒有勇氣站出來說一句公道話。但他們並沒有退縮。」
中國歷代改革的聲音，往往有「激進」和「求穩」之爭，有「是真諫言真愛國」，還是「搞叛逆搞奪權」的爭議。寫到這裡，也激發自己以後多研究中國歷代改革的浪潮，及西方國家改革浪潮的動力。
最後以孫中山的話為結。針對「許多人以為中國不適用民主政治，因為人民知識程度太低。」孫中山說：「我不信有這話……人民是民國的主人，他只要能指定出一個目標來，像坐汽車的一般。至於如何做去，自有有技能的各種專門人才在。所以，人民知識程度雖低，只要說得出『要到哪裡』一句話來，就無害於民主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