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十日，突破机构举行四十周年异象分享会，我因事未能出席；四月十日，「突破」创办人蔡元云夫人蔡廖水玉女士的追思礼拜，我偕几位「突破」的现职和旧同事一起出席，奇妙地好像时光倒流，彷佛参加了「突破」的异象分享会。
不单是因为出席和有份上台发言的嘉宾多是「突破」七、八十年代的老朋友，如简悦明和李淑洁，而且整个追思礼拜的气氛都很「八十年代」：唱的是传统诗歌，蔡太的生平剪影是用幻灯片般的硬照配音乐，连现任总干事的梁永泰博士发言，都没有一句时髦的术语口号，只是很平实地道出他对蔡太的三个印象。最后，蔡医生亲自上台答谢和总结，将整个聚会的气氛推向高潮，一切回归基本，这彷佛回到八十年代的「突破」。
当前香港社会风云骤变，时局诡谲未卜，许多人遂想起淡定舒泰的八十年代。那日子有一阙粤语流行曲叫〈星〉，关正杰主唱的，正好代表了香港由七十到八十年代那份壮阔波澜、胸怀大志的气魄。那时香港人满有自信，敢于创业，勇于挑战命运和权威。想到七三年底创办《突破》杂志的苏恩佩和蔡元云，当时才三十岁出头，在教会内外寂寂无名，竟够胆办一份杂志，推动一个运动，殊不简单。
当时蔡廖水玉女士嫁蔡医生不久，育有两个小男孩，正如蔡医为「突破」而放下他的行医事业，蔡太也为了持家而放弃了她的护士专业。蔡太一生持守的信念是忠于上帝给她的召命。她常说：「我是个Home-Maker （建家的人）」。这口号今天听来有点「政治不正确」，偏离了女权主义者的核心价值，就是不从属于夫权，要独立自主，但蔡太却是无怨无悔的承担起「蔡太」这个角色，并以此为荣。屈指一算，蔡太自一九七二年已成为全职主妇，以香港专业护士的薪酬计算，她一共损失了接近一千万港元，足够在九七回归前买三层楼，现在增值到最少两千万了，但她和蔡医生一向视钱财如粪土，从没把金钱放在心上。
八十年代「突破」曾经有一个口号：「抗衡文化，逆流而上」，也曾在当时香港未有绿色运动的时候，划时代地提倡「简樸生活」。想起蔡医和蔡太大半生，不就是身体力行的活出了这个信念。犹记得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刚加入《突破》杂志做个小编辑，有一次偕女朋友（即后来的太太）在何文田太平道一带拍拖，遇上蔡医一家四口（两个孩子还很小），原来他们是住在太平道一座小楼房。蔡医一生从没有拥有过一辆汽车，出入安步当车，以他在「突破」一份总干事的薪水（八十年代初月薪大概是港币三千元左右）养活一家几口，蔡太持家有道实属必然。
据闻蔡太最擅长旧物翻新，曾有一段日子连家中的沙发也是别人送的二手货。想到这里恍然明白，「突破运动」在八十年代那么成功是有理由的，因为推动运动的人不单止「相信」他所提出的，更加「活出」他所主张的。口号不是用来筹款，而是身体力行的生活内容，这一代最缺乏的，也许就是这份表里一致。
几年前蔡医蔡太迁出了突破青年村，住进青衣岛一座几百方呎的楼房。记得之前有一个早上我刚巧到青年村开会，在村口的小巴车站看见蔡太打着伞子在烈日下候车出沙田，她言笑晏晏的跟我打招呼，这时候刚巧有几辆汽车鱼贯驶进青年村的停车场，是同工驾车上班，蔡太很热情地向每一辆房车挥手，这情景至今我仍历历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