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基督教界有不少有关「名人布道」的反思与批判，自林书豪到陈振聪，再直到今天的力克（Nick Vujicic），都反映着香港教会对名人见证趋之若鶩的心态。诚然，教会使用名人布道其实并不是一件什么新鲜的事，不少大型堂会每年都会邀请香港歌手或艺人作为布道会的见证分享嘉宾，而小型堂会较少使用也只可能是限于经济资源的原因。「名人布道」最被质疑之处，是在于它局限了信徒的型态，把上帝的作为于「成功」划上等号，即使分享见证的名人如何避谈现实中的成功而把视线专注于人心的改变，但事工的型态与分享者的选取却注定了它骨子里卖的只能是一套「成功神学」，这是无论分享者信息有多么完善也无法改变的本质。
从另一层面来看，「名人布道」或许只是一个伪议题，最起码它永远不会是「因」，而是「果」。我们不能否定使用名人效应作为布道手段的教会并非都那么推崇成功神学，相反地笔者相信大部份教牧对成功神学都非常排斥。在这层理解下，教会使用名人作为布道并不是主动的抉择与认信，而只能是迫于无奈的被动选择。它的诞生是建基于两种张力之下，以下会尝试说明。
见证定义的张力
对于教会现存的见证分享，我们不难发现有着一种铁定的金律。见证的宣讲往往是以「坏──耶稣──好」作为一套理想的模式，简单而言，见证就是信徒信耶稣后如何变好的过程，从而显示出上帝的作为。至于见证的质量，则决定于见证中由坏至好过程中的「差距」，这份「差距」愈大，也代表着上帝在见证分享者身上的作为愈大，这也是我们在布道会中很少听到有人分享说他信耶稣后，生活却变得一团糟的原因，因为在他生命中呈现的这份「差距」是属于负值的。当然，何谓「好」与「坏」也因着时代的转变而有不同的定义，过往我们强调的是内心的转变，在现今不少见证分享强调的却是生活境况的转变。在这前提下，尽管名人过往的生活并不一定非常差，但最起码却保证了「好」是接近最大值，当中的差距也常理而言会比一个平凡的市民来得大，这也是导致了教会选择以名人作为见证分享者的机率比选择一般信徒较大的原因。
假若见证的好坏是决定于分享者生命的「差距」，那么一个原来就是好人的信徒似乎永远没有宣讲见证的机会，因为他的宣讲并不能以这份「差距」来突显上帝的作为，在这定义下上帝的作为在他的生命当中亦显得非常有限。故此，笔者认为见证的质量并不是决定于这份「差距」，无论是内心的转化抑或生活境况的转变，变「好」永远不是信徒的终极目标，信耶稣不是要变成好人，否则好人就没有信耶稣的必要，也局限了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见证的质量，是决定于另一份「差距」，这份「差距」与上述不同，它所呈现的是人心的转向，这指向并不是关于好与坏的问题，而是有关于对象的抉择，就是从那以自我为主的旧我转向以基督作主的心。正如玛拉基书所言，基督的再来是为了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们对于上帝的认信与委身才是真正决定见证质量的指标。无论是生活境况或内心的变好都只是这份认信带来的结果，而不是其核心意义。当然，我们并不如上帝般能够清楚人的心思，以致我们仍需要以生命的转变来衡量信徒对上帝的认信，我们总不能自欺欺人地说一个信主后仍作奸犯科的人是以基督为主，但釐清对见证的定义，或许能够令我们不那么推崇名人，至少并不会令我们如此迷信于这份「差距」，也令一个平凡的信徒都能够体验上帝的作为以及拥有分享见证的信心与机会。
福音使命的张力
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说很多教会选择以名人作为布道手段并不是主动的抉择，而只是迫于无奈的被动选择。教会以宣讲福音为她最重要的使命，然而世人却不接受福音，在效益主义的影响下，教会只能以现有的资源作出最有效的布道方法。遗憾地，事实上教会发觉她根本并没有什么资源能够使用，除了依赖名人布道，否则福音根本无法可传，其主因是信徒生命见证的苍白令福音的宣讲变得无力。坦言，即使在教会内，不少信徒的生命与价值观与一般非信徒无异，他们每天思想的仍是如何「买楼、买车、发达」，在信徒察觉自身见证的苍白时，根本就无法透过生命的见证令人看见上帝，故此只能寄情于布道会中的名人见证，希望透过名人的生命能够令身边的亲友看见上帝的作为，认信基督。事实上，这也造成今天的教会中我们很少看到有教会会友上台分享见证，而更优先选择以外来讲员分享见证的主因。在教会的共同生活下，信徒的不堪一览无遗，惟有外来的分享者才令见证显得完美。要改变教会或信徒依赖名人布道的心态，惟有借着改变堂会重「传」轻「栽培」的事工模式，令信徒的见证不再苍白，以致福音的宣讲能够显得铿锵有力。然而，生命的转化是一段漫长的过程，假若教会领袖仍以效益作为事工取态的标准而「舍难取易」，那么「名人布道」的存在只会是必然的产物。
总结
尝试跳出对「名人布道」的批判，并不是认为它的问题并不严重；相反地，正是因为非常清楚它的严重性与弊病，才尝试探讨它背后的成因。否则，即使我们怎么积极地批判它而不解决背后的成因与探求出路，那么「名人布道」就不会有消失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