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基督教界有不少有關「名人佈道」的反思與批判，自林書豪到陳振聰，再直到今天的力克（Nick Vujicic），都反映著香港教會對名人見證趨之若鶩的心態。誠然，教會使用名人佈道其實並不是一件甚麼新鮮的事，不少大型堂會每年都會邀請香港歌手或藝人作為佈道會的見證分享嘉賓，而小型堂會較少使用也只可能是限於經濟資源的原因。「名人佈道」最被質疑之處，是在於它局限了信徒的型態，把上帝的作為於「成功」劃上等號，即使分享見證的名人如何避談現實中的成功而把視線專注於人心的改變，但事工的型態與分享者的選取卻注定了它骨子裡賣的只能是一套「成功神學」，這是無論分享者信息有多麼完善也無法改變的本質。
從另一層面來看，「名人佈道」或許只是一個偽議題，最起碼它永遠不會是「因」，而是「果」。我們不能否定使用名人效應作為佈道手段的教會並非都那麼推崇成功神學，相反地筆者相信大部份教牧對成功神學都非常排斥。在這層理解下，教會使用名人作為佈道並不是主動的抉擇與認信，而只能是迫於無奈的被動選擇。它的誕生是建基於兩種張力之下，以下會嘗試說明。
見證定義的張力
對於教會現存的見證分享，我們不難發現有著一種鐵定的金律。見證的宣講往往是以「壞──耶穌──好」作為一套理想的模式，簡單而言，見證就是信徒信耶穌後如何變好的過程，從而顯示出上帝的作為。至於見證的質量，則決定於見證中由壞至好過程中的「差距」，這份「差距」愈大，也代表著上帝在見證分享者身上的作為愈大，這也是我們在佈道會中很少聽到有人分享說他信耶穌後，生活卻變得一團糟的原因，因為在他生命中呈現的這份「差距」是屬於負值的。當然，何謂「好」與「壞」也因著時代的轉變而有不同的定義，過往我們強調的是內心的轉變，在現今不少見證分享強調的卻是生活境況的轉變。在這前提下，儘管名人過往的生活並不一定非常差，但最起碼卻保證了「好」是接近最大值，當中的差距也常理而言會比一個平凡的市民來得大，這也是導致了教會選擇以名人作為見證分享者的機率比選擇一般信徒較大的原因。
假若見證的好壞是決定於分享者生命的「差距」，那麼一個原來就是好人的信徒似乎永遠沒有宣講見證的機會，因為他的宣講並不能以這份「差距」來突顯上帝的作為，在這定義下上帝的作為在他的生命當中亦顯得非常有限。故此，筆者認為見證的質量並不是決定於這份「差距」，無論是內心的轉化抑或生活境況的轉變，變「好」永遠不是信徒的終極目標，信耶穌不是要變成好人，否則好人就沒有信耶穌的必要，也局限了上帝在他身上的作為。見證的質量，是決定於另一份「差距」，這份「差距」與上述不同，它所呈現的是人心的轉向，這指向並不是關於好與壞的問題，而是有關於對象的抉擇，就是從那以自我為主的舊我轉向以基督作主的心。正如瑪拉基書所言，基督的再來是為了使「兒女的心轉向父親」，我們對於上帝的認信與委身才是真正決定見證質量的指標。無論是生活境況或內心的變好都只是這份認信帶來的結果，而不是其核心意義。當然，我們並不如上帝般能夠清楚人的心思，以致我們仍需要以生命的轉變來衡量信徒對上帝的認信，我們總不能自欺欺人地說一個信主後仍作奸犯科的人是以基督為主，但釐清對見證的定義，或許能夠令我們不那麼推崇名人，至少並不會令我們如此迷信於這份「差距」，也令一個平凡的信徒都能夠體驗上帝的作為以及擁有分享見證的信心與機會。
福音使命的張力
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說很多教會選擇以名人作為佈道手段並不是主動的抉擇，而只是迫於無奈的被動選擇。教會以宣講福音為她最重要的使命，然而世人卻不接受福音，在效益主義的影響下，教會只能以現有的資源作出最有效的佈道方法。遺憾地，事實上教會發覺她根本並沒有甚麼資源能夠使用，除了依賴名人佈道，否則福音根本無法可傳，其主因是信徒生命見證的蒼白令福音的宣講變得無力。坦言，即使在教會內，不少信徒的生命與價值觀與一般非信徒無異，他們每天思想的仍是如何「買樓、買車、發達」，在信徒察覺自身見證的蒼白時，根本就無法透過生命的見證令人看見上帝，故此只能寄情於佈道會中的名人見證，希望透過名人的生命能夠令身邊的親友看見上帝的作為，認信基督。事實上，這也造成今天的教會中我們很少看到有教會會友上台分享見證，而更優先選擇以外來講員分享見證的主因。在教會的共同生活下，信徒的不堪一覽無遺，惟有外來的分享者才令見證顯得完美。要改變教會或信徒依賴名人佈道的心態，惟有藉著改變堂會重「傳」輕「栽培」的事工模式，令信徒的見證不再蒼白，以致福音的宣講能夠顯得鏗鏘有力。然而，生命的轉化是一段漫長的過程，假若教會領袖仍以效益作為事工取態的標準而「捨難取易」，那麼「名人佈道」的存在只會是必然的產物。
總結
嘗試跳出對「名人佈道」的批判，並不是認為它的問題並不嚴重；相反地，正是因為非常清楚它的嚴重性與弊病，才嘗試探討它背後的成因。否則，即使我們怎麼積極地批判它而不解決背後的成因與探求出路，那麼「名人佈道」就不會有消失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