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群体的思考
回顾基督教兴衰史，不同年代的教会群体对顺服或违抗政权，有不同的取向。初期教会拒绝「王权偶像化」而受到迫害，直至康士坦丁大帝予教会合法位置，才得享宗教自由。
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某程度正是向当时教皇权柄作出抗议与反对；当时教会存在「教廷派」与「议会派」。马丁路德的《致日耳曼贵族书》（1520年）要求德国贵族召开议会。麦格夫评论「议会派运动的失败常被认为是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起因」（《宗教改革运动思潮》，24页）。宗教改革重视个体或群体的自主独立，每一位凭着良心去体认真理并坚持真理，打破了教皇原来对一切宗教生活的操控。「信徒皆祭司」意味人人平等，无论是贵族或是平民，皆可直接向神敬拜与服事。其后从中出来的「重洗派」运动更明确主张以和平非暴力来对待那些迫害者。「重洗派」对所有政权抱有戒心，拒服兵役与反对死刑等，认真实践以「信仰原则」反对「国家原则」。
清教徒运动，更表达有一群英国教牧同工于一五六三年反对伊丽莎白一世要求袍服的规定；领袖之一的卡特维特（Thomas Cartwright）更主张教会采用信徒选举的长老体制代替由上指派的主教体制。因着伊丽莎白一世严厉对待清教徒，部份清教徒就选择到美国新大陆，寻找真正宗教自由。
美国争取独立的历史，有论者认为宗教信仰在其中占有重要角色，就是提供「道德的允许」来反对英国的殖民管治。其一宗教领袖是普林斯顿大学第六任院长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他肯定基督徒公民的参与，要在公共事务上显出个人美德。威瑟斯庞要信徒牢记「对上帝、国家、家庭和你自己的责任都是一样的」；乃为了公共利益责任。他又说：「如果一个国家的风格是纯洁的，如果真正的信仰和内在的原则都生生不息，那么即使最强大的敌人企图反对它们，也往往会受挫失败，以失望告终。」
再看二战前的日本与德国，分别有贺川丰彦与潘霍华两位，选择以类似公民抗命手段来挑战强权。贺川丰彦反战立场，拒服兵役，一度坐牢。潘霍华则于纳粹党执政的德国，当大多教会领袖选择向政权妥协，他选择走一条窄格，要「阻止那部疾驰而至的车子」（参《麦干顿系统神学〔卷一〕：伦理学》，213页）)。有关潘霍华事迹，笔者已于〈再思潘霍华的先知本色〉有所讨论。
当马丁路德金争取黑人平权运动，引用奥古斯丁的名言 :「不公义的法律，就等于没有法律。」马丁路德金这样分享 : 「正义是深思熟虑的爱。正义是克服了与爱相悖者的爱。公民不服从不是对现行法律的漠视，相反，和平的公民不服从乃是对法律的捍卫，法律应该体现公义。一直以来，只有极权主义的信仰者才信仰暴力摧毁法律，强权战胜一切，但对于热爱这个世界的人们，还拥有拿撒勒的耶稣所提供的另一个世界，那就是公平如浪涛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这是两个世界的争斗，是爱与仇恨、和平与暴力的终极角逐。」
对教会而言，笔者并不主张「堂会」有组织地参与，乃是让基督徒明白作为公民，他／她们有权选择爱国或是公民抗命，教牧与长执不禁止也不组织会众的参与。教会仍是坚持真理的群体，「教会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要成为教会」，因此我们有责任暴露与指斥谎言的政治。只要基督徒能「说出真理」（telling the Truth） 与「活出真理」（living the Truth），信仰的精神促使更多基督徒不作使命旁观者，乃身体力行公民生活，展示天国子民的公共价值。
结语
面对社会争议性高的课题，我们的思考不在是否参与，更重要是我们以怎样的践信见证教会群体对真理的坚持。任何时候，教会对公共事务的重要贡献是「守护真理」与「「守护良知」，让每位基督徒确认其投票权的平等，不迷信民主能改造社会，也不放弃原先已承诺了二○一七年普选特首的权利。当社会与政权失掉了诚信，教会就有责任作出适当的提醒！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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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3.0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