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群體的思考
回顧基督教興衰史，不同年代的教會群體對順服或違抗政權，有不同的取向。初期教會拒絕「王權偶像化」而受到迫害，直至康士坦丁大帝予教會合法位置，才得享宗教自由。
宗教改革運動的發展，某程度正是向當時教皇權柄作出抗議與反對；當時教會存在「教廷派」與「議會派」。馬丁路德的《致日耳曼貴族書》（1520年）要求德國貴族召開議會。麥格夫評論「議會派運動的失敗常被認為是宗教改革運動的主要起因」（《宗教改革運動思潮》，24頁）。宗教改革重視個體或群體的自主獨立，每一位憑著良心去體認真理並堅持真理，打破了教皇原來對一切宗教生活的操控。「信徒皆祭司」意味人人平等，無論是貴族或是平民，皆可直接向神敬拜與服事。其後從中出來的「重洗派」運動更明確主張以和平非暴力來對待那些迫害者。「重洗派」對所有政權抱有戒心，拒服兵役與反對死刑等，認真實踐以「信仰原則」反對「國家原則」。
清教徒運動，更表達有一群英國教牧同工於一五六三年反對伊麗莎白一世要求袍服的規定；領袖之一的卡特維特（Thomas Cartwright）更主張教會採用信徒選舉的長老體制代替由上指派的主教體制。因著伊麗莎白一世嚴厲對待清教徒，部份清教徒就選擇到美國新大陸，尋找真正宗教自由。
美國爭取獨立的歷史，有論者認為宗教信仰在其中佔有重要角色，就是提供「道德的允許」來反對英國的殖民管治。其一宗教領袖是普林斯頓大學第六任院長威瑟斯龐（John Witherspoon），他肯定基督徒公民的參與，要在公共事務上顯出個人美德。威瑟斯龐要信徒牢記「對上帝、國家、家庭和你自己的責任都是一樣的」；乃為了公共利益責任。他又說：「如果一個國家的風格是純潔的，如果真正的信仰和內在的原則都生生不息，那麼即使最強大的敵人企圖反對它們，也往往會受挫失敗，以失望告終。」
再看二戰前的日本與德國，分別有賀川豐彥與潘霍華兩位，選擇以類似公民抗命手段來挑戰強權。賀川豐彥反戰立場，拒服兵役，一度坐牢。潘霍華則於納粹黨執政的德國，當大多教會領袖選擇向政權妥協，他選擇走一條窄格，要「阻止那部疾馳而至的車子」（參《麥乾頓系統神學〔卷一〕：倫理學》，213頁）)。有關潘霍華事蹟，筆者已於〈再思潘霍華的先知本色〉有所討論。
當馬丁路德金爭取黑人平權運動，引用奧古斯丁的名言 :「不公義的法律，就等於沒有法律。」馬丁路德金這樣分享 : 「正義是深思熟慮的愛。正義是克服了與愛相悖者的愛。公民不服從不是對現行法律的漠視，相反，和平的公民不服從乃是對法律的捍衛，法律應該體現公義。一直以來，只有極權主義的信仰者才信仰暴力摧毀法律，強權戰勝一切，但對於熱愛這個世界的人們，還擁有拿撒勒的耶穌所提供的另一個世界，那就是公平如浪濤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這是兩個世界的爭鬥，是愛與仇恨、和平與暴力的終極角逐。」
對教會而言，筆者並不主張「堂會」有組織地參與，乃是讓基督徒明白作為公民，他／她們有權選擇愛國或是公民抗命，教牧與長執不禁止也不組織會眾的參與。教會仍是堅持真理的群體，「教會的首要政治任務就是要成為教會」，因此我們有責任暴露與指斥謊言的政治。只要基督徒能「說出真理」（telling the Truth） 與「活出真理」（living the Truth），信仰的精神促使更多基督徒不作使命旁觀者，乃身體力行公民生活，展示天國子民的公共價值。
結語
面對社會爭議性高的課題，我們的思考不在是否參與，更重要是我們以怎樣的踐信見證教會群體對真理的堅持。任何時候，教會對公共事務的重要貢獻是「守護真理」與「「守護良知」，讓每位基督徒確認其投票權的平等，不迷信民主能改造社會，也不放棄原先已承諾了二○一七年普選特首的權利。當社會與政權失掉了誠信，教會就有責任作出適當的提醒！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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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3.0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