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初擦起不少讨论火花的「占领中环」行动，于复活节前正名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作为发起人的牧师和学者，在一间教堂的十字架下召开首次记者会，发布信念书，争取普选。简单而言，运动会透过万人商讨得出二○一七年特首选举具体方案，并以电子公投或立法会议员辞职触发补选的形式，作全民确认。倘若当局仍提出不符合国际普选标准的选举方法，运动就会在适当时间进行包括「占领中环」的非暴力公民抗命，时间约在明年七月。在记者会的同一日，中方口风一转，指若大多数港人不认同对抗中央「你死我活」的人不能做特首，就不宜展开政改谘询。
经过三个多月来的讨论，「占领中环」的步骤与参及模式或有调整，但其作为政改谈判「核震慑」后盾的作用未有改变。如今看来，似乎「核原料」尚未正式注入，「核震慑」的影响力已能得见。当然，「核震慑」只是一个比喻，而过去美苏冷战因为「核震慑」僵持不下，直至苏联崩溃方休，这段历史也不会一模一样的重覆。新形势的出现，能否在一国两制下造就新沟通、新了解，以至新共识，自是未来关注之所在。
从另一角度来看，「占领中环」对政治生态与公民社会的思考格局，源自○三年七一大游行。当年五十万港人和平上街，最终导致支持建制的政客临阵倒戈，廿三条立法被暂时束之高阁。历史不会一模一样的重覆，但当公民社会表达出强烈而坚定的意愿，政治生态无论左中右都不能置诸不理。在未来的香港政改进程里，选举是否货真价实，公民手上的票数票值是否均等，参选是否不受不合理限制，凡此种种都不单纯看政党政治的利益轇轕，更看公民社会的自省自觉，以至付上代价，改动政治生态，这才是社会发展之根本。
作为公民社会的一份子，作为本地活跃信仰群体之一，作为基督的身体，香港教会无可避免要细心思考「占领中环」的意义，以及应对的可能。
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当香港市民经过十六年的政制发展，最终有人选择以不合作运动来突显政制不公义之处，如何维持非暴力，如何有理有节，如何达致最终共识，让公义被高举，信徒教牧肯定有不同形式的发声和参与空间。
从信仰群体的角度看，社会行动不是简单「做甲得乙」的换算方程，局势随时变动，投入与所得也不一定成正比。在变局里，信仰群体有更多的属灵资源，在公民抗命也有自身的先贤经验；这些资源投放的重点却不在个别政党政见的起跌浮沉，而在于如何在变局中活在当下，指出价值坚持的盼望所在。
作为基督的身体，教会群体有责任在基督里引导人到神面前（西一28），助人洞察和回应上主的呼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主同行（弥六8）。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应为这城切切代祷，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并在公义路上递上适时的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