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初擦起不少討論火花的「佔領中環」行動，於復活節前正名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作為發起人的牧師和學者，在一間教堂的十字架下召開首次記者會，發佈信念書，爭取普選。簡單而言，運動會透過萬人商討得出二○一七年特首選舉具體方案，並以電子公投或立法會議員辭職觸發補選的形式，作全民確認。倘若當局仍提出不符合國際普選標準的選舉方法，運動就會在適當時間進行包括「佔領中環」的非暴力公民抗命，時間約在明年七月。在記者會的同一日，中方口風一轉，指若大多數港人不認同對抗中央「你死我活」的人不能做特首，就不宜展開政改諮詢。
經過三個多月來的討論，「佔領中環」的步驟與參及模式或有調整，但其作為政改談判「核震懾」後盾的作用未有改變。如今看來，似乎「核原料」尚未正式注入，「核震懾」的影響力已能得見。當然，「核震懾」只是一個比喻，而過去美蘇冷戰因為「核震懾」僵持不下，直至蘇聯崩潰方休，這段歷史也不會一模一樣的重覆。新形勢的出現，能否在一國兩制下造就新溝通、新了解，以至新共識，自是未來關注之所在。
從另一角度來看，「佔領中環」對政治生態與公民社會的思考格局，源自○三年七一大遊行。當年五十萬港人和平上街，最終導致支持建制的政客臨陣倒戈，廿三條立法被暫時束之高閣。歷史不會一模一樣的重覆，但當公民社會表達出強烈而堅定的意願，政治生態無論左中右都不能置諸不理。在未來的香港政改進程裡，選舉是否貨真價實，公民手上的票數票值是否均等，參選是否不受不合理限制，凡此種種都不單純看政黨政治的利益轇轕，更看公民社會的自省自覺，以至付上代價，改動政治生態，這才是社會發展之根本。
作為公民社會的一份子，作為本地活躍信仰群體之一，作為基督的身體，香港教會無可避免要細心思考「佔領中環」的意義，以及應對的可能。
從公民社會的角度來看，當香港市民經過十六年的政制發展，最終有人選擇以不合作運動來突顯政制不公義之處，如何維持非暴力，如何有理有節，如何達致最終共識，讓公義被高舉，信徒教牧肯定有不同形式的發聲和參與空間。
從信仰群體的角度看，社會行動不是簡單「做甲得乙」的換算方程，局勢隨時變動，投入與所得也不一定成正比。在變局裡，信仰群體有更多的屬靈資源，在公民抗命也有自身的先賢經驗；這些資源投放的重點卻不在個別政黨政見的起跌浮沉，而在於如何在變局中活在當下，指出價值堅持的盼望所在。
作為基督的身體，教會群體有責任在基督裡引導人到神面前（西一28），助人洞察和回應上主的呼召，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主同行（彌六8）。作為基督徒，我們也應為這城切切代禱，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並在公義路上遞上適時的涼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