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被钉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件政治事件……」一位弟兄这一句话对我这个本来对政治神学提不起什么兴趣的人产生了一种刺激，「因为彼拉多本来就不用判耶稣死刑，但这个决定却与当时的既得利益者（beneficiary）有所冲突，驱使他最后把耶稣判刑」。政治与神学的关系，值得深省。其实自从基督教在四世纪成为罗马国教后，政治与神学就分割不开，及至欧洲近代的启蒙运动开始把两者的距离拉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明显地出现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的情况，教会对政治的影响力大不如前。然而这不代表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已经无需考虑，相反，正正是基督的身体与世界再一次回到一种初期教会与世界某程度的「『敌对』关系」，教会才有空间重新思考上帝交付她的使命。就如早前在香港议论纷纷的国民教育，天主教及圣公会就明明表达所属学校于今学年暂缓推行有关课程的立场，显然正确的政治神学确实能为上主在地上作光。但是，政治神学的真意在哪里，它的危机与功能又是什么？
走上十字架的耶稣
彼拉多在既得利益者面前选择了不得罪面前的犹太人，把他自己也找不到有什么错失的耶稣交给士兵钉在十字架上。表面上，耶稣是政治霸权的受害人。我不是否定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一件政治事件，也不否定彼拉多作出的裁判带有政治目的，但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用宝血拯救我们从罪里得释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否适宜以政治的角度来理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出来，并在彼拉多面前不认他──尽管彼拉多决定要释放他。」（参徒三13）彼得首次在大众面前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提及过彼拉多，然而镜头一转，下文里彼得就把焦点着眼在上帝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学核心上。其实回想一下彼拉多与耶稣之间的对话，也十分清晰地显示出这件所谓「政治霸权所引申出的十字架事件」所以能在历史中发生，不是一个政治的议题，而是神学的议题。「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这个世界，我的仆役就会为我争战，我就不会被交给犹太人了；只是我的国不在这里。」（参约十八36）「这若不是从上面赐给你的，你就不会有任何权柄办我。」（参约十九11）耶稣对着彼拉多毫不怀疑明言，他所以被钉死不是因为世界胜过上帝；不是因为政治势力胜过天国，乃是耶稣正是为了被钉死而来到世界；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是为了喝父为他预备的苦杯，耶稣才可能「被」钉十字架。也就是说，是耶稣主动走上十字架，而非他被动地被钉上十字架。耶稣是主动或是被动在十字架上其实是极重要的议题，教会历史所以长时间对犹太人产生偏见，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被犹太人和彼拉多所害死的，却忽视了耶稣正是为此而生，什至当彼得劝他不要受死时，他立刻指，劝他不走上十架的言论是源自撒但（参太十六21-23）。说到这里，明显耶稣被钉十字架肯定不是一件单纯的政治事件，否则他只是一个冤案下的受害人，虽然这件事情确有政治的成份，但神学的意义却远超于政治。
政治神学的危机在于：如果政治先于神学，那么其实只是在做政治，而神学却变相成为一种分析政治的工具，那么结论只是对政治的一种诠释，而非把人带到生命之源的耶稣基督面前。当代神学本来就存在一种偏重学术而忽略基督使命之应用性的危机，特别在政治神学更显得辨明作我们参与的动机与目的。巴特作出的《巴门宣言》（Die Barmer Theologische Erklärung, 1934）反对把希特拉与基督同等，潘霍华参与反对纳粹政府的认信教会（Bekennende Kirche），都是一种政治神学的具体行动，他们当年是为着忠于上帝而参与并实施出政治神学的真意及功能，呼吁德国的教会不要与那些和上帝敌挡的政权同流合污。今日，对生活在香港的信徒及建立在香港的教会，上帝又如何呼召我们在社会中作他的仆人？
编者按：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