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被釘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件政治事件……」一位弟兄這一句話對我這個本來對政治神學提不起甚麼興趣的人產生了一種刺激，「因為彼拉多本來就不用判耶穌死刑，但這個決定卻與當時的既得利益者（beneficiary）有所衝突，驅使他最後把耶穌判刑」。政治與神學的關係，值得深省。其實自從基督教在四世紀成為羅馬國教後，政治與神學就分割不開，及至歐洲近代的啟蒙運動開始把兩者的距離拉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更明顯地出現政教分離（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的情況，教會對政治的影響力大不如前。然而這不代表政治神學（political theology）已經無需考慮，相反，正正是基督的身體與世界再一次回到一種初期教會與世界某程度的「『敵對』關係」，教會才有空間重新思考上帝交付她的使命。就如早前在香港議論紛紛的國民教育，天主教及聖公會就明明表達所屬學校於今學年暫緩推行有關課程的立場，顯然正確的政治神學確實能為上主在地上作光。但是，政治神學的真意在哪裡，它的危機與功能又是甚麼？
走上十字架的耶穌
彼拉多在既得利益者面前選擇了不得罪面前的猶太人，把他自己也找不到有甚麼錯失的耶穌交給士兵釘在十字架上。表面上，耶穌是政治霸權的受害人。我不是否定耶穌被釘十字架是一件政治事件，也不否定彼拉多作出的裁判帶有政治目的，但是我們所相信的那位用寶血拯救我們從罪裡得釋放、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是否適宜以政治的角度來理解？「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們列祖的神，已經榮耀了他的僕人耶穌；你們卻把祂交出來，並在彼拉多面前不認祂──儘管彼拉多決定要釋放祂。」（參徒三13）彼得首次在大眾面前宣講耶穌基督的福音也提及過彼拉多，然而鏡頭一轉，下文裡彼得就把焦點著眼在上帝叫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神學核心上。其實回想一下彼拉多與耶穌之間的對話，也十分清晰地顯示出這件所謂「政治霸權所引申出的十字架事件」所以能在歷史中發生，不是一個政治的議題，而是神學的議題。「我的國不屬這個世界；我的國如果屬這個世界，我的僕役就會為我爭戰，我就不會被交給猶太人了；只是我的國不在這裡。」（參約十八36）「這若不是從上面賜給你的，你就不會有任何權柄辦我。」（參約十九11）耶穌對著彼拉多毫不懷疑明言，祂所以被釘死不是因為世界勝過上帝；不是因為政治勢力勝過天國，乃是耶穌正是為了被釘死而來到世界；是為了應驗經上的話；是為了喝父為祂預備的苦杯，耶穌才可能「被」釘十字架。也就是說，是耶穌主動走上十字架，而非祂被動地被釘上十字架。耶穌是主動或是被動在十字架上其實是極重要的議題，教會歷史所以長時間對猶太人產生偏見，就是因為他們認為耶穌是被猶太人和彼拉多所害死的，卻忽視了耶穌正是為此而生，甚至當彼得勸祂不要受死時，祂立刻指，勸祂不走上十架的言論是源自撒但（參太十六21-23）。說到這裡，明顯耶穌被釘十字架肯定不是一件單純的政治事件，否則祂只是一個冤案下的受害人，雖然這件事情確有政治的成份，但神學的意義卻遠超於政治。
政治神學的危機在於：如果政治先於神學，那麼其實只是在做政治，而神學卻變相成為一種分析政治的工具，那麼結論只是對政治的一種詮釋，而非把人帶到生命之源的耶穌基督面前。當代神學本來就存在一種偏重學術而忽略基督使命之應用性的危機，特別在政治神學更顯得辨明作我們參與的動機與目的。巴特作出的《巴門宣言》（Die Barmer Theologische Erklärung, 1934）反對把希特拉與基督同等，潘霍華參與反對納粹政府的認信教會（Bekennende Kirche），都是一種政治神學的具體行動，他們當年是為著忠於上帝而參與並實施出政治神學的真意及功能，呼籲德國的教會不要與那些和上帝敵擋的政權同流合污。今日，對生活在香港的信徒及建立在香港的教會，上帝又如何呼召我們在社會中作祂的僕人？
編者按：分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