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不少教会人士倡导「转化世界」或「转化城市」的论述，教会领袖鼓励信徒敢于进入场景，参与社区或城市的建设，并与文化对话，积极面向多元化的挑战，这是值得肯定与赞赏。如何转化世界，按笔者观察与理解，现时有至少三种不同取向的论述。
一、权能式转化
此套论述受史福索（Ed Silvoso）影响，强调信徒要走进有战略性有影响力的位置，发挥转化的属灵力量，就能改变所在场景的属灵氛围，带来复和与平安。史福索认为只要每位信徒成为「职场牧者」，不断代祷祝福，就能带来场景的转化。综观史福索论述，确实可找到若干成功而感人的城市或区域转化个案；然而这种简化思考（如职场已被救赎，现时只需要重新取回拥有权等），未能全面与深入地处理「结构性罪恶」。笔者相信与肯定代祷的力量，但「文化参与」（cultural engagement）不只是使命门徒以「代祷等同行动」，且个人式行动并不能真正而持续地带来文化结构的转化。人多势众不一定能产生「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 或「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北美福音派在文化领域有所贡献，于是向电影、音乐、出版、媒体等进军，但所采用错误策略，就是自建所谓「福音市场」，于是基督徒消费者成为此类文化产品的主要对象。不同基督教机构宣称要改变文化，某程度只是游说基督徒不购买流行歌手的歌曲，转向消费某位基督徒歌手同样以市场导向的技巧演唱，不同只在歌词多了信仰原素。新加坡「城市丰收教会」何耀珊（丈夫为康希），进军美国荷里活娱乐事业，她演唱的方式正是我们认为有问题的，如今做法，不自觉地为了要有更大的影响力而走上「成魔之道」（意图进入娱乐界，来改变娱乐界；然而何耀珊师母则要改变型像，方能立足，至终或成为另一种权力或品牌化身）。
史福索与那些追求权能的基督徒，企图以国度的权能改变文化，然而采用的思维与手段，只是以另一种权能展示出来（如强者姿态、财富与健康等），有时「属灵权能」与「世俗权力」两者结盟，于是改变文化的手段，同样为人诟病。
二、反对式抗衡
倘若史福索代表「权能式转化」论述，第二种强调入世而作出文化更新的，可以杜布森（James Dobson）为代表。杜布森的「爱家协会」（Focus on the Family），与相关福音派人士，主张基督徒要进场文化领域，积极面向现今多元文化的挑战，展示信仰价值，并透过动员力量，选出支持同样价值的议员与法案。杜布森支持传统家庭价值观，反对堕胎与同志运动，不惜与共和党结盟，并以「家庭价值」为任何政治选举与社会参与为福音派的单一议程，并不主张福音派关注环保、公义或扶贫等。此派理解文化差异或多元文化常为不好之事，保持团体的「纯洁」及向世俗的「对抗」重要过其它一切。
三、适切式参与
与杜布森相反取向的是沃利斯（Jim Wallis），他是「旅居者」（Sojourners）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主张社会公义、环保、扶贫与人权等。这群人士重视「适切」，认为进步开明的教会应按着社会或文化的需要，来建构使命的方向与内容。
沃利斯批判美国「宗教右派」的不足，但他同样也犯上「右派」的毛病，就是企图借助政治「权力」来推动扶贫、公义与环保等课题。倘若「左派」与「右派」的分野只在于两者各有其关注的议题，相同是两派均动员力量，期望政府在施政方面能履行相近的文化价值，「左派」强调文化或社会课题的适切性，而「右派」则要坚守所信的价值（如生命权、婚姻与家庭等）。
结语
无论是史福索、康希、杜布森与沃利斯等，他们企图以「属灵权能」、「名望权力」或「政治权力」来重新塑造与改变文化，然而他们所犯的毛病就在于采取与敌人一致的策略，以为借助「权力」与「市场式民粹主义」（market populism），就能战胜敌人。我们要进场文化领域，既要批判现有的偏差，又要提醒自己与友人不要重覆别人的错失，在参与文化过程中不断反思与行动，才能建立新网络与新制度。改变世界或城市转化，只可视之为口号，倘若认真这样做，历史与经验告诉我们，手段为要达成目标便会主导一切。信仰的首要，使地上一切美善与公义变为次要，文化使命不能使世界变得更完美，基督徒的「忠信式临在」（faithful presence），只会使世界「稍好」，而我们仍务实地与热切地参与其中。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3.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