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不少教會人士倡導「轉化世界」或「轉化城市」的論述，教會領袖鼓勵信徒敢於進入場景，參與社區或城市的建設，並與文化對話，積極面向多元化的挑戰，這是值得肯定與讚賞。如何轉化世界，按筆者觀察與理解，現時有至少三種不同取向的論述。
一、權能式轉化
此套論述受史福索（Ed Silvoso）影響，強調信徒要走進有戰略性有影響力的位置，發揮轉化的屬靈力量，就能改變所在場景的屬靈氛圍，帶來復和與平安。史福索認為只要每位信徒成為「職場牧者」，不斷代禱祝福，就能帶來場景的轉化。綜觀史福索論述，確實可找到若干成功而感人的城市或區域轉化個案；然而這種簡化思考（如職場已被救贖，現時只需要重新取回擁有權等），未能全面與深入地處理「結構性罪惡」。筆者相信與肯定代禱的力量，但「文化參與」（cultural engagement）不只是使命門徒以「代禱等同行動」，且個人式行動並不能真正而持續地帶來文化結構的轉化。人多勢眾不一定能產生「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 或「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北美福音派在文化領域有所貢獻，於是向電影、音樂、出版、媒體等進軍，但所採用錯誤策略，就是自建所謂「福音市場」，於是基督徒消費者成為此類文化產品的主要對象。不同基督教機構宣稱要改變文化，某程度只是遊說基督徒不購買流行歌手的歌曲，轉向消費某位基督徒歌手同樣以市場導向的技巧演唱，不同只在歌詞多了信仰原素。新加坡「城市豐收教會」何耀珊（丈夫為康希），進軍美國荷里活娛樂事業，她演唱的方式正是我們認為有問題的，如今做法，不自覺地為了要有更大的影響力而走上「成魔之道」（意圖進入娛樂界，來改變娛樂界；然而何耀珊師母則要改變型像，方能立足，至終或成為另一種權力或品牌化身）。
史福索與那些追求權能的基督徒，企圖以國度的權能改變文化，然而採用的思維與手段，只是以另一種權能展示出來（如強者姿態、財富與健康等），有時「屬靈權能」與「世俗權力」兩者結盟，於是改變文化的手段，同樣為人詬病。
二、反對式抗衡
倘若史福索代表「權能式轉化」論述，第二種強調入世而作出文化更新的，可以杜布森（James Dobson）為代表。杜布森的「愛家協會」（Focus on the Family），與相關福音派人士，主張基督徒要進場文化領域，積極面向現今多元文化的挑戰，展示信仰價值，並透過動員力量，選出支持同樣價值的議員與法案。杜布森支持傳統家庭價值觀，反對墮胎與同志運動，不惜與共和黨結盟，並以「家庭價值」為任何政治選舉與社會參與為福音派的單一議程，並不主張福音派關注環保、公義或扶貧等。此派理解文化差異或多元文化常為不好之事，保持團體的「純潔」及向世俗的「對抗」重要過其它一切。
三、適切式參與
與杜布森相反取向的是沃利斯（Jim Wallis），他是「旅居者」（Sojourners）的創始人和領導者，他主張社會公義、環保、扶貧與人權等。這群人士重視「適切」，認為進步開明的教會應按著社會或文化的需要，來建構使命的方向與內容。
沃利斯批判美國「宗教右派」的不足，但他同樣也犯上「右派」的毛病，就是企圖借助政治「權力」來推動扶貧、公義與環保等課題。倘若「左派」與「右派」的分野只在於兩者各有其關注的議題，相同是兩派均動員力量，期望政府在施政方面能履行相近的文化價值，「左派」強調文化或社會課題的適切性，而「右派」則要堅守所信的價值（如生命權、婚姻與家庭等）。
結語
無論是史福索、康希、杜布森與沃利斯等，他們企圖以「屬靈權能」、「名望權力」或「政治權力」來重新塑造與改變文化，然而他們所犯的毛病就在於採取與敵人一致的策略，以為借助「權力」與「市場式民粹主義」（market populism），就能戰勝敵人。我們要進場文化領域，既要批判現有的偏差，又要提醒自己與友人不要重覆別人的錯失，在參與文化過程中不斷反思與行動，才能建立新網絡與新制度。改變世界或城市轉化，只可視之為口號，倘若認真這樣做，歷史與經驗告訴我們，手段為要達成目標便會主導一切。信仰的首要，使地上一切美善與公義變為次要，文化使命不能使世界變得更完美，基督徒的「忠信式臨在」（faithful presence），只會使世界「稍好」，而我們仍務實地與熱切地參與其中。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3.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