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德国人的醒悟是反思（文化）所造成的，近现代德国人素有「思想」的传统，没有思想传统就不会有文化。他们现在深深领悟到人性（德性和罪性）是政治必须的考虑，一个再有魅力和才干的领袖（如希特勒），若没有为人民福祉负起责任，事实与邪恶为伍无异。现在每到二战结束纪念日，德国必定到「战争亡灵」的纪念碑前静思，表示对历史罪行的悔意。相对于日本，这个二战战败国愤愤不平的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年年到靖国神社参拜，年年解散国会，德国人的前景明显会更加光明。日本人要在全球化世界之下得以稳步发展必须首先处理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绪（学习反思），他们不是要学外国人的客观的科学头脑使国家维新和强大，而是需要「政治哲学」。中国人在经济和政治实力都逐渐崛起意味深远，首先是政治改革的必须性是中国稳定发展得要正视的，欧盟战后的努力是值得中国以至亚洲各国在未来发展中借镜的，早前新闻消息证实东亚联盟可望会在二○一五年正式成立。欧洲各国今天能够走在一起面对困境是很难得的历史时刻，中国人不内斗（内战）而能团结一致建立自己的家园（正视国家的问题），相信更是关心国家发展的几代中国人所憧憬远望有朝会实现的事情。
国土完整和团结当然是好事，但「德政」的诉求是全球民主化进程的要点，任何一个「大国」都会经受历史公论和洗礼的，没有一种「政治文明」的崛起会在腐败和强权之下长治久安的（历史充份反映这点）。只因为我们基督徒相信──邪不能胜正（这是英首相休吉﹝Churchill﹞力抗纳粹时的信念）。很多香港人相信今天的政治（不论香港或中国）发展是在社会（民生）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法治」明显就是人对公义（justice）努力追求的基础，就如伦理学（ethics）是探讨「善──恶」的思想基础，当然它们都不是上帝而只是有限的人的努力。香港是有两会制（行政──立法）传统的一个独特的地方，这机制反映法律监察施政（权力）的一面，当然我们亦有执法和独立的裁判机关为社会处理诉讼，这是香港真正的优势，在全球化的大环境来看，这亦肯定是未来世界每个繁荣稳定的地方的重要基石（价值）。
团结就是力量是没有人不明白的道理，但从政治的层面看来，「团结」却须要付出代价（按教会传统理解十字架是「代赎」﹝redeem﹞的意思），从神学的理解上看上帝（基督启示）已为人类放上最重的代价。 当今基督教会相信仍是世上最大的组织（政治体），她亦是分布于全球各地不同文化的神圣「受托管」的见证群体。可惜的是教会这个组织（保罗：上帝的身体）今天四分五裂，内中宗派林立意见分歧，这究竟始于改教运动（Reformation）的「信仰精神」（圣经和信心）还是「人文精神」（理性）的呢？（路德﹝Luther﹞认为信心也是上帝所赐的。如果路德正确，似乎个体信心对教会（群体）的整体性既是冲击亦是整合，而巴特（Barth）的神学绝对有理由认为理性（路德亦注重）也是上帝所赐的，他被称为理性的教会神学家。）这里我们看到政治（群体）与神学问题是分不开的，神学思想是反映政治，政治永远是神学的思考，从奥古斯丁（Augustine）到路德到巴特和莫特曼（Moltmann）如是。「政治神学」明显在廿一世纪仍是神学的风眼，它理应在教会这个政治体首先发挥作用。如果今天从神学（圣经）的观点考虑，教会竭力循合一的见证之路去努力是理所当然的，只是信仰群体（各宗派）必须首先放下成见（以基督为首）建立机制理性沟通，这是人应有的政治责任。欧盟在战后的努力可以说是跨了两代人的步伐，这个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显示这是欧洲整体多年来努力不懈的历史回报，今天不但新一代欧洲人会为此而高兴，相信整个人类社群亦会为此感到欣慰。有人认为廿一世纪全球化形势下，会在「欧──中──美」等大国的互动中建立起一个更具远见的全球联盟，为更和平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明天而努力，现时联合国（United Nations）岂不是在努力不懈地担当此角色吗？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会否是对全球政治的一种过于乐观的预示呢？诚如当代着名德国神学家潘能伯格（Pannenberg）强调，历史未来的本质是开放（open）的。让人有希望（Hope）地拭目以待是每个有信心的人都可做到的，我们基督徒应该首先拥有这个对上帝的「希望」。
可能不少教会领袖都会认为教会合一的路不好走并不可能，难道教会失了「信、望」只剩下「爱」（个体得救﹝参约三16﹞）？难道这就是布特曼（Bultmann）解神话化（demythologized）的「福音（布道）信仰」的内涵？而没有了信、望的爱，会是一个怎样的爱呢？ 的确这很可能是一种生存式（existential）强调个体（得救）的爱，以人（主体／主权）为中心的爱。这究竟是不是一种宗教私人化了的爱？难怪战后另一位着名的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Tillich）在「信──望──爱」之外（布特曼和海德格〔Heidegger〕之后）加插「生存的勇气」（Courage to Be）的提示。而在巴特之后的潘霍华（Bonhoeffer）却在辩证神学（Dialectic Theology ）和生存论的路数中考究教会的存在的勇气这问题。教会和神学家必须有责任和勇气去澄清这三者的重要关系，否则信仰（这三者）和实践的关系只会在安逸的群体生活（社会）中被扭曲，它们的意义明显是相互辩证（dialectic）地存在的，缺一不可且相互紧扣。试想若一个群体（政治体）就连梦想（dreaming）的能力（勇气）也失却了，人类的政治会是多可悲？教会（属基督的群体）若失却了更好地为上帝发光见证之机会，这岂不是让教会的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继大战时期继续延续下来吗？如果神学是在安逸中思考的事情，笔者相信可能已于圣诞节（平安夜）和新年之中打扰了节日的宁静和欢乐。身份危机虽有社会心理学的背景，这岂又不是现代政治神学家莫特曼对「在社会中的教会」的批判性理解吗？教会何时都应在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和复活节（Easter）之间辩证地「存在」。 诚如耶稣用比喻说过：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参太五13）。这肯定不是耶稣的「天国宣言」末世论之判语，而乃是希伯来先知传统（ prophetic tradition）与启示（Revelation）的（脑）震盪（brain storm）。
特首选举时有句口号经常出现，就是「迎难而上」，相信有不少香港人都对今一届政府寄以厚望（不乏失望，但不至绝望，这是真正的存在﹝existene﹞），因为五年后的普选预工将是对历史影响深远而艰巨难行的工作。今天从政治的层面看来，难关是必须面对的，却步就会错失良机。不论社会或教会，政治（politics）永远是社会（教会）艰深的工作和学问，不容方便简化，原因不但因为政治是群体（community）的事情，有其复杂性，从神学（信仰）的层面看来，它更是公义（神圣）是否能够彰显的问题，这是爱的秩序，神学作为上帝的知识（Theo-logy）在政治层面有重大责任。 当今届一些立法会议员都各出奇谋地宣誓时，我们看到按着圣经宣誓的传统仪式今天已不是西方（西式）的，而是「神学性」（普世信仰）的。这仪式显示我们的信仰深信上帝是站在善良公义的一方，最少法庭（court）会这样相信吧！神学家应该这样吊诡地澄清，耶稣说：没有人是善良，只有上帝善良。
笔者浅见，相信廿一世纪人类将会正式进入「全球化」的时代，不但全球政治会有关键性的变化和结构上的联合，世界亦会有新的和平契机，机会是人去把握的，当然无数的历史事件证实契机一夜之间会变成危机。诚如二十世纪新政治神学家所看到的，这是存在主义（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可能还有后现代思想等不同思想文化给出的洞见，终末（eschaton）的将来是属于上帝的，当然也是属于人的。未来世界会怎样绝对要看领袖的全球视野（知识）和胸襟（德性），经历过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世界各国版图的势力必须学习循沟通和互补的关系上努力，地球村才会有持续和不息的发展。今天教会当然是个全球性的组织，她应该在廿一世纪这个大好时机竭力化解各宗派的争端，齐心为福音国度与世界和平而努力，相信这两者是同轨前行的。盼望新年有新气象，并在新世纪见到教会这个群体彼此重新联络，以主为首同心建立基督的身体，笔者深信教会和地球同样，从来只得一个，而基督永远是元首。祝大家新年进步。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3.0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