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德國人的醒悟是反思（文化）所造成的，近現代德國人素有「思想」的傳統，沒有思想傳統就不會有文化。他們現在深深領悟到人性（德性和罪性）是政治必須的考慮，一個再有魅力和才幹的領袖（如希特勒），若沒有為人民福祉負起責任，事實與邪惡為伍無異。現在每到二戰結束紀念日，德國必定到「戰爭亡靈」的紀念碑前靜思，表示對歷史罪行的悔意。相對於日本，這個二戰戰敗國憤憤不平的國內各種政治勢力年年到靖國神社參拜，年年解散國會，德國人的前景明顯會更加光明。日本人要在全球化世界之下得以穩步發展必須首先處理自身的民族主義情緒（學習反思），他們不是要學外國人的客觀的科學頭腦使國家維新和強大，而是需要「政治哲學」。中國人在經濟和政治實力都逐漸崛起意味深遠，首先是政治改革的必須性是中國穩定發展得要正視的，歐盟戰後的努力是值得中國以至亞洲各國在未來發展中借鏡的，早前新聞消息證實東亞聯盟可望會在二○一五年正式成立。歐洲各國今天能夠走在一起面對困境是很難得的歷史時刻，中國人不內鬥（內戰）而能團結一致建立自己的家園（正視國家的問題），相信更是關心國家發展的幾代中國人所憧憬遠望有朝會實現的事情。
國土完整和團結當然是好事，但「德政」的訴求是全球民主化進程的要點，任何一個「大國」都會經受歷史公論和洗禮的，沒有一種「政治文明」的崛起會在腐敗和強權之下長治久安的（歷史充份反映這點）。只因為我們基督徒相信──邪不能勝正（這是英首相休吉﹝Churchill﹞力抗納粹時的信念）。很多香港人相信今天的政治（不論香港或中國）發展是在社會（民生）發展的基礎上建立的，而「法治」明顯就是人對公義（justice）努力追求的基礎，就如倫理學（ethics）是探討「善──惡」的思想基礎，當然它們都不是上帝而只是有限的人的努力。香港是有兩會制（行政──立法）傳統的一個獨特的地方，這機制反映法律監察施政（權力）的一面，當然我們亦有執法和獨立的裁判機關為社會處理訴訟，這是香港真正的優勢，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來看，這亦肯定是未來世界每個繁榮穩定的地方的重要基石（價值）。
團結就是力量是沒有人不明白的道理，但從政治的層面看來，「團結」卻須要付出代價（按教會傳統理解十字架是「代贖」﹝redeem﹞的意思），從神學的理解上看上帝（基督啟示）已為人類放上最重的代價。 當今基督教會相信仍是世上最大的組織（政治體），她亦是分佈於全球各地不同文化的神聖「受託管」的見證群體。可惜的是教會這個組織（保羅：上帝的身體）今天四分五裂，內中宗派林立意見分歧，這究竟始於改教運動（Reformation）的「信仰精神」（聖經和信心）還是「人文精神」（理性）的呢？（路德﹝Luther﹞認為信心也是上帝所賜的。如果路德正確，似乎個體信心對教會（群體）的整體性既是衝擊亦是整合，而巴特（Barth）的神學絕對有理由認為理性（路德亦注重）也是上帝所賜的，他被稱為理性的教會神學家。）這裡我們看到政治（群體）與神學問題是分不開的，神學思想是反映政治，政治永遠是神學的思考，從奧古斯丁（Augustine）到路德到巴特和莫特曼（Moltmann）如是。「政治神學」明顯在廿一世紀仍是神學的風眼，它理應在教會這個政治體首先發揮作用。如果今天從神學（聖經）的觀點考慮，教會竭力循合一的見證之路去努力是理所當然的，只是信仰群體（各宗派）必須首先放下成見（以基督為首）建立機制理性溝通，這是人應有的政治責任。歐盟在戰後的努力可以說是跨了兩代人的步伐，這個組織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顯示這是歐洲整體多年來努力不懈的歷史回報，今天不但新一代歐洲人會為此而高興，相信整個人類社群亦會為此感到欣慰。有人認為廿一世紀全球化形勢下，會在「歐──中──美」等大國的互動中建立起一個更具遠見的全球聯盟，為更和平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明天而努力，現時聯合國（United Nations）豈不是在努力不懈地擔當此角色嗎？讀者可能會覺得這會否是對全球政治的一種過於樂觀的預示呢？誠如當代著名德國神學家潘能伯格（Pannenberg）強調，歷史未來的本質是開放（open）的。讓人有希望（Hope）地拭目以待是每個有信心的人都可做到的，我們基督徒應該首先擁有這個對上帝的「希望」。
可能不少教會領袖都會認為教會合一的路不好走並不可能，難道教會失了「信、望」只剩下「愛」（個體得救﹝參約三16﹞）？難道這就是布特曼（Bultmann）解神話化（demythologized）的「福音（佈道）信仰」的內涵？而沒有了信、望的愛，會是一個怎樣的愛呢？ 的確這很可能是一種生存式（existential）強調個體（得救）的愛，以人（主體／主權）為中心的愛。這究竟是不是一種宗教私人化了的愛？難怪戰後另一位著名的存在主義神學家蒂利希（Tillich）在「信──望──愛」之外（布特曼和海德格〔Heidegger〕之後）加插「生存的勇氣」（Courage to Be）的提示。而在巴特之後的潘霍華（Bonhoeffer）卻在辯證神學（Dialectic Theology ）和生存論的路數中考究教會的存在的勇氣這問題。教會和神學家必須有責任和勇氣去澄清這三者的重要關係，否則信仰（這三者）和實踐的關係只會在安逸的群體生活（社會）中被扭曲，它們的意義明顯是相互辯證（dialectic）地存在的，缺一不可且相互緊扣。試想若一個群體（政治體）就連夢想（dreaming）的能力（勇氣）也失卻了，人類的政治會是多可悲？教會（屬基督的群體）若失卻了更好地為上帝發光見證之機會，這豈不是讓教會的身份危機（identity crisis）繼大戰時期繼續延續下來嗎？如果神學是在安逸中思考的事情，筆者相信可能已於聖誕節（平安夜）和新年之中打擾了節日的寧靜和歡樂。身份危機雖有社會心理學的背景，這豈又不是現代政治神學家莫特曼對「在社會中的教會」的批判性理解嗎？教會何時都應在耶穌受難日（Good Friday）和復活節（Easter）之間辯證地「存在」。 誠如耶穌用比喻說過：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參太五13）。這肯定不是耶穌的「天國宣言」末世論之判語，而乃是希伯來先知傳統（ prophetic tradition）與啟示（Revelation）的（腦）震盪（brain storm）。
特首選舉時有句口號經常出現，就是「迎難而上」，相信有不少香港人都對今一屆政府寄以厚望（不乏失望，但不至絕望，這是真正的存在﹝existene﹞），因為五年後的普選預工將是對歷史影響深遠而艱巨難行的工作。今天從政治的層面看來，難關是必須面對的，卻步就會錯失良機。不論社會或教會，政治（politics）永遠是社會（教會）艱深的工作和學問，不容方便簡化，原因不但因為政治是群體（community）的事情，有其複雜性，從神學（信仰）的層面看來，它更是公義（神聖）是否能夠彰顯的問題，這是愛的秩序，神學作為上帝的知識（Theo-logy）在政治層面有重大責任。 當今屆一些立法會議員都各出奇謀地宣誓時，我們看到按著聖經宣誓的傳統儀式今天已不是西方（西式）的，而是「神學性」（普世信仰）的。這儀式顯示我們的信仰深信上帝是站在善良公義的一方，最少法庭（court）會這樣相信吧！神學家應該這樣弔詭地澄清，耶穌說：沒有人是善良，只有上帝善良。
筆者淺見，相信廿一世紀人類將會正式進入「全球化」的時代，不但全球政治會有關鍵性的變化和結構上的聯合，世界亦會有新的和平契機，機會是人去把握的，當然無數的歷史事件證實契機一夜之間會變成危機。誠如二十世紀新政治神學家所看到的，這是存在主義（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可能還有後現代思想等不同思想文化給出的洞見，終末（eschaton）的將來是屬於上帝的，當然也是屬於人的。未來世界會怎樣絕對要看領袖的全球視野（知識）和胸襟（德性），經歷過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世界各國版圖的勢力必須學習循溝通和互補的關係上努力，地球村才會有持續和不息的發展。今天教會當然是個全球性的組織，她應該在廿一世紀這個大好時機竭力化解各宗派的爭端，齊心為福音國度與世界和平而努力，相信這兩者是同軌前行的。盼望新年有新氣象，並在新世紀見到教會這個群體彼此重新聯絡，以主為首同心建立基督的身體，筆者深信教會和地球同樣，從來只得一個，而基督永遠是元首。祝大家新年進步。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3.0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