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学者一个「万人占领中环争普选」的公民抗命建议，在香港社会舆论里触发了大大小小的连锁讨论，延绵竟月。学者明言，有关建议仍等待一个时机，就是特区政府抛出政改烂方案，令《基本法》所承诺的普选再度落空之时。然而，在本地关注民主发展，关心香港核心价值备受蚕蚀的朋友之间，学者的建议已触发不少共鸣与讨论，为这颗用来作政制发展谈判的「核弹」注入力量。
公民抗命的本意，是公民以非暴力的形式，拒绝服从个别法律的要求，为争取修订法律，好取回公民原有的权利。一方面，这明显不是为了要推翻整个制度，而是突显现有制度一些荒谬之处，最终使制度得完善，参与者什至会主动承担破坏现有法律下的罪责。另一方面，公民抗命要成功，重点不在于胜过政府机关的制度武力，而在于透过集体的付出，来感召更多社会以至政府中人认同争取的目标，以推动社会改变。因此，真正的公民抗命不会是个别热心群体野猫式的突袭挑釁；而是社会经讨论后，凝聚集体的共识、行动和承担。这个讨论与凝聚的过程或长或短，却不可或缺，也让社会大众思考，到底不时挂在口边的核心价值，自己其实有多着紧，又愿意作出多少承担，摆上多少代价，身体力行，来加以捍卫和秉持。而经过这样的反省，社群既能聚焦力量，亦能分辨社会大小议题的优次所在，也较能辨识政权政客的摆布播弄，辨清时机何在，辨清什么是当前荒谬的癥结所在，需要靠公民抗命来取回原本所应许的，方能扭转。
健全的民主政制，要靠民间社会自身对核心价值有所秉持，其力度到一地步足以向整个政治生态施压，促成建设性的转变。公民抗命背后的精神，是诉诸人民的道德感召。这种「核震慑」力量能否在民间成型，就是香港社会愿意为核心价值摆上多少的指标之一。
对于公民抗命背后的精神，教会群体其实并不全然陌生。一来，圣经不单单论及顺服掌权者（罗十三1），也提及顺从公义慈受的神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五29）。而回顾过去数十年，公民抗命这个题目在香港教会群体也曾触发过一些关注和讨论。在九七回归之前，《基本法》如何落实仍属未知之数，香港社会忧心言论、结社等自由不保，教会群体亦忧虑宗教自由不能幸免，而昔日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经验，就不时成为如何维护人权的讨论参照。及至九七回归后，本地人权未见立时大规模下滑，不少信徒教牧的焦点渐由「人权如何得保障」转移至「人权如何不被滥用」，公民抗命在教会群体中的形象亦变得不那么鲜明。然而，今天香港核心价值岌岌可危，社会的有心人士因为思考公民抗命，开始反省到自己能够为这城切实承担多少；本地教会群体又可有思考到：我们愿意为所牧养的羊群，付出多少？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十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