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學者一個「萬人佔領中環爭普選」的公民抗命建議，在香港社會輿論裡觸發了大大小小的連鎖討論，延綿竟月。學者明言，有關建議仍等待一個時機，就是特區政府抛出政改爛方案，令《基本法》所承諾的普選再度落空之時。然而，在本地關注民主發展，關心香港核心價值備受蠶蝕的朋友之間，學者的建議已觸發不少共鳴與討論，為這顆用來作政制發展談判的「核彈」注入力量。
公民抗命的本意，是公民以非暴力的形式，拒絕服從個別法律的要求，為爭取修訂法律，好取回公民原有的權利。一方面，這明顯不是為了要推翻整個制度，而是突顯現有制度一些荒謬之處，最終使制度得完善，參與者甚至會主動承擔破壞現有法律下的罪責。另一方面，公民抗命要成功，重點不在於勝過政府機關的制度武力，而在於透過集體的付出，來感召更多社會以至政府中人認同爭取的目標，以推動社會改變。因此，真正的公民抗命不會是個別熱心群體野貓式的突襲挑釁；而是社會經討論後，凝聚集體的共識、行動和承擔。這個討論與凝聚的過程或長或短，卻不可或缺，也讓社會大眾思考，到底不時掛在口邊的核心價值，自己其實有多著緊，又願意作出多少承擔，擺上多少代價，身體力行，來加以捍衛和秉持。而經過這樣的反省，社群既能聚焦力量，亦能分辨社會大小議題的優次所在，也較能辨識政權政客的擺佈播弄，辨清時機何在，辨清甚麼是當前荒謬的癥結所在，需要靠公民抗命來取回原本所應許的，方能扭轉。
健全的民主政制，要靠民間社會自身對核心價值有所秉持，其力度到一地步足以向整個政治生態施壓，促成建設性的轉變。公民抗命背後的精神，是訴諸人民的道德感召。這種「核震懾」力量能否在民間成型，就是香港社會願意為核心價值擺上多少的指標之一。
對於公民抗命背後的精神，教會群體其實並不全然陌生。一來，聖經不單單論及順服掌權者（羅十三1），也提及順從公義慈受的神而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徒五29）。而回顧過去數十年，公民抗命這個題目在香港教會群體也曾觸發過一些關注和討論。在九七回歸之前，《基本法》如何落實仍屬未知之數，香港社會憂心言論、結社等自由不保，教會群體亦憂慮宗教自由不能倖免，而昔日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經驗，就不時成為如何維護人權的討論參照。及至九七回歸後，本地人權未見立時大規模下滑，不少信徒教牧的焦點漸由「人權如何得保障」轉移至「人權如何不被濫用」，公民抗命在教會群體中的形象亦變得不那麼鮮明。然而，今天香港核心價值岌岌可危，社會的有心人士因為思考公民抗命，開始反省到自己能夠為這城切實承擔多少；本地教會群體又可有思考到：我們願意為所牧養的羊群，付出多少？
耶穌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約十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