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炜文先生是本人十分尊敬的教会前辈，我实在感谢他愿意对本人的看法提笔撰文赐教（编者︰见一三二四期）。若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冯先生的主要论点是：对丁光训而言，如我们动态地考虑他及中国教会的处境，则神学标签可能会使「整个探索很容易流于公式化」。并且刻板地将「公开教会」说成「自由派」，「家庭教会」说成是「基要派」。从历史的处境而言，冯先生提出了理解丁光训的更「直截」途径，便是丁氏有圣公会主教的特质，他拥有神学空间、能如鱼得水地游走在权势之间。冯先生在文中也引用他与丁氏交往的经验，指出福音派与普世派不是重要的分野，「友善」和「不友善」才是。冯先生行文极为含蓄，但我意会到的，他似乎认为政治及权术才是理解丁氏思想的重点所在。
丁氏想法的变与不变
为较好地回应冯先生的意见，我须首先解释我和邢福增老师在这次讲座（编按：「与社会主义共舞？──丁光训与中国基督教」讲座已于去年十二月十四日举行）上的分工与安排。我们在讲座前同意了以「政统、法统、道统、学统」四方面来理解丁光训。邢老师负责政统、法统及道统之一半，从他的生平与工作谈政教关系和他在教内的历史定位。我主要负责的则是学统，并述及道统之另一半。我最主要的任务是谈丁氏的神学思想与他晚年推动的神学思想建设运动，并且从神学角度来为他在基督宗教的道统定位。因此，我的部份并不排斥邢老师提出丁氏与政治及权力诸多互动的观察，只是我将自己的论述限定在神学思想的特征方面。
我依此旨趣进行预备时，第一个觉得要处理的问题是：到底丁光训的神学思想是没有成套，随事随时而变，只为形势及政治服务，以致根本没有神学格调？还是，他有一套思想在指导着他，在「合法化」自己的做法？由此，我也注意到另一个问题：丁氏的工作是纯粹在「政治」下被动？还是有其「主动」之处？若然是能主动，那他如何选择路向，并且这选择的依据又是什么？
从这些问题出发，我发现丁光训的确是如冯先生所言，「如鱼得水」地「游走于权势之间」。他并不是在政治下完全被控制的人，而是有其自主的空间。那么，我认为，丁氏表述自己的想法中的变与不变，并且这变与不变跟当时政府与教会和丁氏的互动情况，便成为了我探索他神学思想的重要线索。我相信我从丁氏的「不变」中，应可窥看到除政治权力以外，他的神学思想的套路和底蕴。
在这个过程中， 我留意到丁氏自己将中国教会在解放后的发展分为三期：一、反帝爱国、抗美援朝、推动三自，但这时期也是极左令全中国陷入苦难的时期；二、办好教会时期；三、神学思想建设时期，使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三个时期可说是丁氏眼中的「变」，是他的言论与活动的大处境。但有没有什么是丁氏在这些时期「不变」的元素呢？当然我们可用冯先生暗示的政治因素为最终的解释，但我从研究吴耀宗的思想时发现，主持三自爱国运动的领袖所作的，并不完全是政治行为，什至在他们的政治行径背后，也会有其精神思想依托。如此，我尝试在政治以外，寻找丁氏或会有的神学依托——「学统」。若以丁氏的传记《爱释真理》的描述为例证，则我们会察看出以下的「不变」。传记介绍他早年的训练与经历时，作者将自由派神学思想对丁氏的培育及洗涤放在明显的位置。（马佳：《爱释真理》﹝香港：文艺，2006﹞，页48-83；260-262。）自解放以后，丁氏最重要的「不变」，是担任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传记中，作者刻意地提及该院老师及学生的「神学派性」，并且引陈泽民的话，指出丁氏是属现代派的。（同上，页83。）除此以外，我们可以留意Philip Wickeri夫妇翻译的英文版《丁光训文集》，也取名叫A Chinese Contribution to Ecumenical Theology。
另外，冯先生提及他自身在八十年代的经历，认为「友好」不「友好」才是中国教会重视的分野。或许，我可以如此回应冯先生的观察：对中国教会与国外教会的关系而言，统战的任务是不分神学派系的，「友好」不「友好」是重要的界线。只是，在国内里面，统战固然是重要的工作，但妨碍统战进行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却正正是神学派别。八十年代的「团结」旗帜，代表教会内部存在着神学的矛盾，而不单是政治的矛盾。丁氏在处理这矛盾时强调「求同存异」，不在神学上掀起内部争斗。但与此同时，丁氏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有关进程神学、上帝是爱、宇宙的基督的思想，显示他在团结的主题下，不是完全迁就保守派的神学。相反，他有自己的神学看法，而这些神学思想的确借用了不少自由神学的思想资源。从这点而言，我会认为从神学思想理解丁氏，比将他看为一个纯粹政治人物较为适当。
丁氏反基要派 推进正确神学
到了丁氏在一九九八年以后推行的「神学思想建设」，他曾说过反对将这运动看为「现代派」打击「基要派」，但我在讲座也曾指出，他的确反对基要派，但他并不是认为这是一个派系斗争。相反，他认为自己是从神学及教会历史发展，得到了教会是在进步及不断修正之中的扎实结论，因此反对基要派不是纯粹派系斗争，而是真真正正的推进正确「神学思想建设」。他的传记中，较详细指出他决心推动神学思想建设是在一九九九年的「五四」和「六一八」事件发生之后，而传记说明他不满意的，正正是保守神学势力的坐大。（马佳明明白白地指出：「『基要派』和『现代派』⋯⋯之间愈演愈烈的争执是后来引发晚年丁光训身体力行神学思想建设的动因。」同上，页84。）在神学思想建设期间，他常常强调金陵协和神学院，是「神学院」。它不是「灵修院」，也不是「讲道的专修学校」，并且详细地批评灵修式及讲道式训练的不足。（丁光训：〈什么是神学院？————在2003年秋季学期学前教育的演讲〉，《金陵神学志》（2003年第3期），页7-12。）进一步而言，我们或可以说「神学思想建设」是政治任务，但如何执行这政治任务仍是有选择馀地的。对比刚刚出台的〈神学思想建设宣讲团五年规划纲要（暂行）〉，（〈中国基督教启动神学思想建设宣讲团工作〉，《中国政协新闻网》，2012年9月26日，http://cppcc.people.com.cn/n/2012/0926/c34948-19108370.html。）我们便可以看到有趣的地方：丁光训强调他要建设高水平、能与知识份子对话交流的神学、讲道只是次要的事情，但现在「后丁」的〈规划纲要〉则反过来要以讲道活动和宣讲训练作为主要目标。从以上种种例子，我因而相信丁光训的行动是受着他的神学信念所影响，而这种信仰按我的神学认识，应被归类为「普世派神学」。
至于我这种说法会否刻板地将「公开教会」说成「自由派」，「家庭教会」说成是「基要派」？我同意这的确是要小心处理的。不过，我相信我的说法，反而是揭示在「公开教会」里面，并不是一面倒的「自由派」，保守的信仰势力在那里十分强大。我的说法是在拆解人们对「三自」等于「自由派」，家庭教会就是「基要派」的误解。
我十分同意冯先生所言，解放以来的基督徒都是经历过苦难的，而这深沉的经历令他们对信仰有十分深刻的体会。但是否能由此论定「有这体会的人，不会以普世派基要派来看中国教会 」，我则有某程度的保留。我同意没有人会下注某一派别能救中国教会，但神学派别仍然影响解放以来的领袖的信仰判断，以至他们对自己行事及教会的看法，则我认为是清晰可见的。在我曾接触过有限的老牧者及老信徒领袖里，他们常述及自己是在什么神学院受业，师承哪位重要领袖，并且说出他们从神学如何看某些重要事件。他们都是有那种深沉体会的人，但他们年轻时所受的神学影响，却仍渗透于他们的言行里面。
冯先生从统战的角度提出「基要派」和「普世派」的标签的局限，并以他八十年代的个人经验作为例证，我最后则试以两个例证来说明我为什么会运用这个标签。首先，有前辈告诉我，丁氏家里陈设了一尊观音像，而这尊观音像的作用是测试他的访客如何看待宗教与艺术，是否有流露出狭隘的神学思想，认为丁氏有拜偶像之嫌。以这种方法测试信仰，明显对讲「得救见证」的中国保守教会传统来说，是「别开生面」。但这测试也透露着丁氏的思想与普世派神学贴近，而疏远基要派。另外，丁氏在二○○二年八月六日至八日全国两会在上海举办的「外事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华人福音派教会在多方面对中国教会进行渗透，并特别指出某大学与香港合作出版了《王明道的婚姻观》为渗透的一例。有趣的是，他转而建议「今后外事工作的主要对象是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的主流教会」。二○○二年间，华人福音派教会并没有特别「不友善」的举动。相反，那时是香港教会在回归以后大举扩充与全国两会接触的年头。那些时候，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的主流教会也不见得有特别「友善」的举动。但丁氏以「王明道」相对西方「主流」的论调，令我觉得神学思想仍会是影响他的观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的而言，丁光训与吴耀宗一样，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但我相信作为一个基督教的领袖，神学思想是他们所倚恃的重要行动资源。从他们的信仰思想思考他们，这才会将这些具争议的教会历史人物立体地呈现出来。
编按：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