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会聆听中国神学研究院院长余达心牧师讲论「潘霍华：绝地中的先知本色」，问题时间竟有听众问讲员：「哪些是先知本色？」这自然带来余牧的回应：「我由头至尾所讲的正是先知本色！」余牧毋须劳气，现今本港大多信徒就是如此不济；思考停留于直线或简单，讲解务要「画公仔画出肠」，不能一点即明。
当潘霍华廿七岁时，希特勒于一九三三年就任德国总理不久，他就在电台广播公开反对希特勒的「领袖说」；潘霍华看这些Führer（领袖）只会为德国人民带来Verführer（错谬领袖），这段广播自然「被停播」。潘霍华的先知本色，正反映于他坚守神学信念，不理会所谓「政治正确」，不追随主流教会作出妥协，公然反对纳粹主义及日尔曼种族优越主义。后来，潘霍华加入了「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并且领导地下神学院。
潘霍华批判教会已经走向偏差，过于追求本身的舒适和特权。潘霍华认为教会必须拒绝廉价恩典，拥抱重价恩典；今日教会不再是「终末立约的圣礼群体」，乃「被工具化」与「被市场化」了。教会已失掉了《圣徒相通》（潘霍华的博士论文Sanctorum Communio），成为各自竞争的「宗教企业」。教会敢于有别世界价值的勇气吗？潘霍华曾问一个使人不安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的世界里，谁是耶稣？人要在哪里找到他？」对潘霍华而言，一九三三年的基督，就是受逼迫的犹太人，以及被下监牢的教会异议份子。现今对教会而言，我们的先知要为哪些群体发声？正如余牧轻轻带过，「地产霸权」正欺压着升斗小民；笔者倡议的先知本色是教会能否进一步登报联署，举行集会，公开反对「地产霸权」，我们若能这样做，肯定会改变目前社会对教会「重性德、轻公义」的观感。
「教会惟有为他人而存在，才算是教会。第一步，教会需放弃本身所有的财产，以供应他人的需要……教会必须分担一般人生活的世俗难题，教会不是去管辖，而是去协助和服务。」《狱中书简》也许教会毋须放弃本身所有财産，只要把至少十份之一用于济贫或扶贫，全港教会不同组织这样做，会带来社会怎样的影响。潘霍华的「教会论」，教会不应只看本身的利益与权力，乃是《追随基督》（The Cost of Discipleship），以致走上十字架，活出「重价恩典」之信仰。正如余牧所言：「教会必须在无神世界中分尝上帝的苦。」
现今教会有一种错误的成见，偏激必是有问题；潘霍华的先知本色，正好说明有深度思考的牧者或神学工作者，也可以提出常人不理解的那些激进行动。潘霍华参与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务求制止「狂人继续驾车害人」。潘霍华被裁定有份参与一九四四年反希特勒的爆炸案，被捕下狱。潘霍华不为个人行动自辩，他不认为刺杀希特勒是「伦理正确」，他作出个人判断而有所行动。近日，法律学者戴耀廷教授倡议的「占领中环争普选」行动，放在潘霍华的历史场景看，也是个人经思考后要采取的抗争手段；若行动展开，教会领袖应该怎样表态？我们怎样看待「公民抗命」？
「一个人必须放弃把自己造成某种人物的企图……负起生命的一切责任与困难、成功与失败、一切经验与无可奈何之事。就在这样的生命中，我们才把自己无条件地交在上帝手里，参与他在世的苦难，与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一同儆醒……这样，当我们参与上帝的苦难而生活于今世，成功怎能叫我们傲慢，失败又怎能使我们走入迷途呢？」（《狱中书简》，180-181页）
潘霍华对笔者的再三提醒，作基督的门徒不是只有言说，乃是敢于行动；即或行动有错，这又何妨？余牧以潘霍华之诗〈我是谁？〉为引言，这里作为聚会后反思的结束，也是合宜！
我是谁？他们常常告诉我说，
我从我的单人囚室走出来时，
安宁、愉悦、坚定，
像一位绅士步出他的乡间别墅。
我是谁？他们常常告诉我说，
我总是对我的看守们这样说话，
随便、友善、清楚，
似乎在此发号施令的是我。
我是谁？他们还这样告诉我说，
我承受着这些不幸的日子，
是那么平静、乐观、自豪，
犹如一位惯于获胜的勇士。
那麽，我真是别人所说的那样呢？
还是只不过如我所知的那样？
不安、焦渴、病弱，如笼中之鸟，
为呼吸而挣扎，似乎被人掐着喉咙，
眷恋着色彩、鲜花、鸟儿的歌唱，
渴望着亲切的话语，有人来作伴，
因期盼重大的事件而辗转反侧，
为无限遥远的朋友而无力颤栗，
疲倦困乏于祈祷、思索和行动，
怯懦软弱而准备告别人世？
我是谁？是前者呢，还是后者？
我今天是一个人，明天又是另一个人吗？
还是同时兼为二者？在他人面前是伪君子，
在自己面前又是个愁苦不堪的可怜虫？
或者，我心中是否有某种东西像一支败军，
仓皇溃逃，丢掉了已到手的胜利？
我是谁？它们在嘲弄我，这些寂寞的问题。
上帝啊，不论我是谁，
你知道，我永远属于你！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3.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