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機會聆聽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余達心牧師講論「潘霍華：絕地中的先知本色」，問題時間竟有聽眾問講員：「哪些是先知本色？」這自然帶來余牧的回應：「我由頭至尾所講的正是先知本色！」余牧毋須勞氣，現今本港大多信徒就是如此不濟；思考停留於直線或簡單，講解務要「畫公仔畫出腸」，不能一點即明。
當潘霍華廿七歲時，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就任德國總理不久，他就在電台廣播公開反對希特勒的「領袖說」；潘霍華看這些Führer（領袖）只會為德國人民帶來Verführer（錯謬領袖），這段廣播自然「被停播」。潘霍華的先知本色，正反映於他堅守神學信念，不理會所謂「政治正確」，不追隨主流教會作出妥協，公然反對納粹主義及日爾曼種族優越主義。後來，潘霍華加入了「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並且領導地下神學院。
潘霍華批判教會已經走向偏差，過於追求本身的舒適和特權。潘霍華認為教會必須拒絕廉價恩典，擁抱重價恩典；今日教會不再是「終末立約的聖禮群體」，乃「被工具化」與「被市場化」了。教會已失掉了《聖徒相通》（潘霍華的博士論文Sanctorum Communio），成為各自競爭的「宗教企業」。教會敢於有別世界價值的勇氣嗎？潘霍華曾問一個使人不安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的世界裡，誰是耶穌？人要在哪裡找到祂？」對潘霍華而言，一九三三年的基督，就是受逼迫的猶太人，以及被下監牢的教會異議份子。現今對教會而言，我們的先知要為哪些群體發聲？正如余牧輕輕帶過，「地產霸權」正欺壓著升斗小民；筆者倡議的先知本色是教會能否進一步登報聯署，舉行集會，公開反對「地產霸權」，我們若能這樣做，肯定會改變目前社會對教會「重性德、輕公義」的觀感。
「教會惟有為他人而存在，才算是教會。第一步，教會需放棄本身所有的財產，以供應他人的需要……教會必須分擔一般人生活的世俗難題，教會不是去管轄，而是去協助和服務。」《獄中書簡》也許教會毋須放棄本身所有財産，只要把至少十份之一用於濟貧或扶貧，全港教會不同組織這樣做，會帶來社會怎樣的影響。潘霍華的「教會論」，教會不應只看本身的利益與權力，乃是《追隨基督》（The Cost of Discipleship），以致走上十字架，活出「重價恩典」之信仰。正如余牧所言：「教會必須在無神世界中分嘗上帝的苦。」
現今教會有一種錯誤的成見，偏激必是有問題；潘霍華的先知本色，正好說明有深度思考的牧者或神學工作者，也可以提出常人不理解的那些激進行動。潘霍華參與暗殺希特勒的計劃，務求制止「狂人繼續駕車害人」。潘霍華被裁定有份參與一九四四年反希特勒的爆炸案，被捕下獄。潘霍華不為個人行動自辯，他不認為刺殺希特勒是「倫理正確」，他作出個人判斷而有所行動。近日，法律學者戴耀廷教授倡議的「佔領中環爭普選」行動，放在潘霍華的歷史場景看，也是個人經思考後要採取的抗爭手段；若行動展開，教會領袖應該怎樣表態？我們怎樣看待「公民抗命」？
「一個人必須放棄把自己造成某種人物的企圖……負起生命的一切責任與困難、成功與失敗、一切經驗與無可奈何之事。就在這樣的生命中，我們才把自己無條件地交在上帝手裡，參與祂在世的苦難，與基督在客西馬尼園一同儆醒……這樣，當我們參與上帝的苦難而生活於今世，成功怎能叫我們傲慢，失敗又怎能使我們走入迷途呢？」（《獄中書簡》，180-181頁）
潘霍華對筆者的再三提醒，作基督的門徒不是只有言說，乃是敢於行動；即或行動有錯，這又何妨？余牧以潘霍華之詩〈我是誰？〉為引言，這裡作為聚會後反思的結束，也是合宜！
我是誰？他們常常告訴我說，
我從我的單人囚室走出來時，
安寧、愉悅、堅定，
像一位紳士步出他的鄉間別墅。
我是誰？他們常常告訴我說，
我總是對我的看守們這樣說話，
隨便、友善、清楚，
似乎在此發號施令的是我。
我是誰？他們還這樣告訴我說，
我承受著這些不幸的日子，
是那麼平靜、樂觀、自豪，
猶如一位慣於獲勝的勇士。
那麽，我真是別人所說的那樣呢？
還是只不過如我所知的那樣？
不安、焦渴、病弱，如籠中之鳥，
為呼吸而掙扎，似乎被人掐著喉嚨，
眷戀著色彩、鮮花、鳥兒的歌唱，
渴望著親切的話語，有人來作伴，
因期盼重大的事件而輾轉反側，
為無限遙遠的朋友而無力顫慄，
疲倦困乏於祈禱、思索和行動，
怯懦軟弱而準備告別人世？
我是誰？是前者呢，還是後者？
我今天是一個人，明天又是另一個人嗎？
還是同時兼為二者？在他人面前是偽君子，
在自己面前又是個愁苦不堪的可憐蟲？
或者，我心中是否有某種東西像一支敗軍，
倉皇潰逃，丟掉了已到手的勝利？
我是誰？它們在嘲弄我，這些寂寞的問題。
上帝啊，不論我是誰，
你知道，我永遠屬於你！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3.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