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消费主义对教会的冲击有三方面：选择「偶像化」、经验「焦虑化」与事工「伪造化」，带来的是失真失实的教会生活。消费宗教是善变的「伪术大师」，它迎合人以「自我」作为崇拜的「主场」，人透过不断消费选购的经验，来意图满足内在不能止息的「想要」（wants）：更大、更多与更好。一旦进入了「消费宗教」，所有信徒被诱导要不断消费，才能维持快乐感与满意度；消费主义犹如「有毒的信仰」（toxic faith），教牧与信徒不能停止服用，而剂量只会逐渐加重。
本文尝试探讨本港中产教会如何「被消费」而逐渐烧掉了基督信仰的特质。
一、选择「偶像化」
信仰并非敌视物质，却拒绝把人性「物化」，沦为受物质控制而「去人性化」的个体。消费是正常的行为，但过度而没有节制的消费，我们应予以否定。消费文化的魔咒是「永不足够」、「愈多愈好」或「愈新頴、愈成功」。
消费宗教错误指引信徒相信「更多选择」是天经地义之事。「消费文化乃是连续的自我创造，透过产品轻易就手，呈现为新颖、流行、风行、或时尚，时常在改善中。」1
中产文化流行于本地堂会，中产教会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本身自傲的理性与专业、财富与地位等，也不是中产置业者对低下阶层的压逼，问题乃在于把「消费者的取向」（consumer preference）奉为堂会事工的金科玉律，「有得拣」逐渐成为堂会运作的金科玉律；为了迁就与满足宗教消费者的「想要」，于是各款的宗教节目因应消费者的口味与方便而生；能提供多样化选择的堂会则有市场，不能提供选择的堂会则被市场厌弃。
当信徒不能参与每周的主日学或圣经学习时段，有些堂会则举办圣经讲座或鼓励信徒参与外界的圣经讲座代之；当信徒不能抽时间参与太多聚会，有些堂会则以三合一方式（集体崇拜、小组生活与圣经学习于三小时内完成）取代。笔者并非否定这些因应繁忙生活节奏而有的新生事工，乃是反思当教会领袖不断制造「更多更好的选择」予信徒时，我们有否失掉了基督呼召人跟从「是」与「不是」的二选其一？
「被消费」的教会，基本上是不能改变世界的载体，只是受同化的世俗社团。成功的堂会务求顾客至上，不断推出更方便、更优质的服务。巨型堂会的崛起，明显是本港教会近十年来发展的新趋势，解说了部份堂会如何被「消费主义」掳掠。
不少信徒由消费主义而非福音信仰支配其生活方式比比皆是，信徒同样沉溺于物质（或相关服务）的获取、占有与消耗，与未信人士分别不大；基本上，消费信徒同样地追求其消费行动带来某种宗教经验能得着满足。二○一二年八月哈佛篮球小子林书豪访港主领福音聚会，门券迅速派完；这股热潮表明了「明星效应」：并非反映信徒爱传福音，乃是消费信徒喜爱「跟红顶白」的消费行为。
惟有人们没有选择时，我们才能作出真正的改变，否则我们的质素顶多是轻微改变。当「消费教」成为中产信徒的选择之一，这就说明了为何忠诚与委身的美德经已失落，教牧常转换事奉的工场，信徒也选购适合个人或家庭的堂会。中产信徒讲究安定与安逸，于是「中产价值」较之于基督信仰塑造了信徒的真实行为。
二、经验「焦虑化」
消费在现今香港社会，已脱离物质的层次，「被消费者」不断探求新奇或乐趣的经验，什至是灵性经验！鲍曼（Zygmunt Bauman）于《被围困的社会》说得好：「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是自我推进的。」2
消费的恶性循环是不是满足需要，乃是自恋式的消费欲望。它常是一个活动的结束，也渴求着下一个更新颖、更娱乐性的宗教产品与经验能够开展，于是教牧与信徒追逐不停是教会潮流的新玩意。
正因为信仰经验不再是神人之间的「尔我关系」（I and Thou），而是消费者买卖欲望的交易，消费信徒自然以「多劳多得」或「我付费而应满足」的心态来看待其宗教经验。这些消费信徒常处于「未能满足」的焦虑之中。消费主义使人「上瘾」，于是成瘾消费者抱有「想要更多与更好」，失却了感恩与知足，只能活在比较与竞争之中。消费成瘾容易欺骗人，使人以为享受更多选择；事实是当个人依附于代替物，反而失掉了关爱别人的自由。
消费主义本质是追求「交易成义」，是「行善成义」的变种。此类信徒停不了是交易的渴求与满足，燃烧是「永不休止」的渴求，期待着下一次有更美好的经验再临；造成消费信徒长期处于不安的焦虑状态。惧怕「失掉」就是消费信徒的心结，因此他们有强烈的自保意识，不让目前拥有的会随时失掉。这些焦虑感使信徒不断参与形形色色的聚会，始终心灵不能安息于主。大多消费信徒正陷于贪婪之罪，承受的诅咒不是将来的审判，乃是当下至一生终结，仍未满足。消费主义使我们心灵失序，误导信徒追求方向，偏爱次要的受造产品与经验。惟有寻求主的面，回转归向他，找到安心之所，不安之心才能歇息。
从社会角度分析，大多数消费信徒的生活实践，根本与中产港人分别不大。中产信徒处于吕大乐所形容「中位作为一个矛盾的位置」3，于是这群「夹心阶层」比上嫌不足，比下却不忿，「缺乏安全感的感觉，只会愈来愈强烈。他们处境尴尬……这种跟上、下的比较，是焦虑情绪的来源。而他们又很难从自己所能够控制条件来改变这个困于中位的状态，对此十分无奈。」4 这解说了为何九七危机浮现时，中产教牧与信徒的移民数目高于整体社会；中产信徒常为楼价升跌、子女升学、生活质素等忧心忡忡！
消费信徒是以其可消费的容量来衡量其成就，不自觉地有「应得的」心态；当不如意或逆境来临，就不能甘心接受，认为上主对其不公平，信仰是极其自我，教会生活要围绕自我生活方式转动。中产父母多紧张子女于周六的课外学习，这便造成不少堂会周六的儿童与青少年事工，参与者多来自未信主家庭，而主日的儿童与青少年事工，则要照顾这些伴同父母回来的教会下一代。
三、事工「伪造化」
堂会务求在剧烈竞争的宗教市场立足，服务与聚会要取悦受众，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当教会领袖全盘地以市场效益盖过圣经原则、外表优于内容、讨好消费者多过要求信徒付出代价，我们收取的自然是大量浮浅的宗教消费者。笔者并非否定市场，市场运作自有其规律；只想指出教会事工一旦全由市场支配，我们就会产生不少「伪造化」事工。
「伪造化」事工只重形式与外表，只求有所交待却不会长期跟进。就笔者观察，大量「伪造化」事工充斥着整个教会生态。当某些议题有市场的吸引力，神学院、机构与堂会等，就会纷纷推出及时讲座；然而什少就相关课题作跟进与深入的研究。
当消费文化入侵教会，信徒崇拜生活变质为「顾客至上」，忘掉了三一神才是崇拜的主体，节目讲求「娱乐首要」，养成信徒不再思考，结果独立思考的信徒愈来愈少。在上领导要求监控，事工要有可预测与可量度的成效，形成了一群「倚赖聚会」或「倚赖教牧」的信徒！
消费主义扭曲与转移教会的注意，造成了追求「愈大愈好」、「愈有名气愈好」，好大喜功心态什为流行。教会领袖多偏爱劳师动众搞大型聚会，人数愈多则代表成功与得着神的祝福。教会领袖容易陷入事工「伪造化」的网罗，聚会要「人多势众」、「节目吸引」，于是作为中介的聚会，本末倒置地成为主体；注意力就由关注信徒的灵命转移至重视出席人数，结果是「聚会愈大、内容愈浅」，经过一轮忙乱之后，信徒灵性还是依旧模样！
任何有名气的基督徒，无论是林书豪或李慧诗，教会领袖只会「拿来」利用，却什少花心思来培育更多国度人才。更致命是所谓大型聚会或会议，只重参与人数，什少作事工的持续跟进，造成每次同类型会议「呼声照旧」，「口号什响」而行动则匮乏。
（本文刊登于《使命与领导》第廿三期，二○一二年九至十月。）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3.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