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消費主義對教會的衝擊有三方面：選擇「偶像化」、經驗「焦慮化」與事工「偽造化」，帶來的是失真失實的教會生活。消費宗教是善變的「偽術大師」，它迎合人以「自我」作為崇拜的「主場」，人透過不斷消費選購的經驗，來意圖滿足內在不能止息的「想要」（wants）：更大、更多與更好。一旦進入了「消費宗教」，所有信徒被誘導要不斷消費，才能維持快樂感與滿意度；消費主義猶如「有毒的信仰」（toxic faith），教牧與信徒不能停止服用，而劑量只會逐漸加重。
本文嘗試探討本港中產教會如何「被消費」而逐漸燒掉了基督信仰的特質。
一、選擇「偶像化」
信仰並非敵視物質，卻拒絕把人性「物化」，淪為受物質控制而「去人性化」的個體。消費是正常的行為，但過度而沒有節制的消費，我們應予以否定。消費文化的魔咒是「永不足夠」、「愈多愈好」或「愈新頴、愈成功」。
消費宗教錯誤指引信徒相信「更多選擇」是天經地義之事。「消費文化乃是連續的自我創造，透過產品輕易就手，呈現為新穎、流行、風行、或時尚，時常在改善中。」1
中產文化流行於本地堂會，中產教會最大的問題不在於本身自傲的理性與專業、財富與地位等，也不是中產置業者對低下階層的壓逼，問題乃在於把「消費者的取向」（consumer preference）奉為堂會事工的金科玉律，「有得揀」逐漸成為堂會運作的金科玉律；為了遷就與滿足宗教消費者的「想要」，於是各款的宗教節目因應消費者的口味與方便而生；能提供多樣化選擇的堂會則有市場，不能提供選擇的堂會則被市場厭棄。
當信徒不能參與每週的主日學或聖經學習時段，有些堂會則舉辦聖經講座或鼓勵信徒參與外界的聖經講座代之；當信徒不能抽時間參與太多聚會，有些堂會則以三合一方式（集體崇拜、小組生活與聖經學習於三小時內完成）取代。筆者並非否定這些因應繁忙生活節奏而有的新生事工，乃是反思當教會領袖不斷製造「更多更好的選擇」予信徒時，我們有否失掉了基督呼召人跟從「是」與「不是」的二選其一？
「被消費」的教會，基本上是不能改變世界的載體，只是受同化的世俗社團。成功的堂會務求顧客至上，不斷推出更方便、更優質的服務。巨型堂會的崛起，明顯是本港教會近十年來發展的新趨勢，解說了部份堂會如何被「消費主義」擄掠。
不少信徒由消費主義而非福音信仰支配其生活方式比比皆是，信徒同樣沉溺於物質（或相關服務）的獲取、佔有與消耗，與未信人士分別不大；基本上，消費信徒同樣地追求其消費行動帶來某種宗教經驗能得著滿足。二○一二年八月哈佛籃球小子林書豪訪港主領福音聚會，門券迅速派完；這股熱潮表明了「明星效應」：並非反映信徒愛傳福音，乃是消費信徒喜愛「跟紅頂白」的消費行為。
惟有人們沒有選擇時，我們才能作出真正的改變，否則我們的質素頂多是輕微改變。當「消費教」成為中產信徒的選擇之一，這就說明了為何忠誠與委身的美德經已失落，教牧常轉換事奉的工場，信徒也選購適合個人或家庭的堂會。中產信徒講究安定與安逸，於是「中產價值」較之於基督信仰塑造了信徒的真實行為。
二、經驗「焦慮化」
消費在現今香港社會，已脫離物質的層次，「被消費者」不斷探求新奇或樂趣的經驗，甚至是靈性經驗！鮑曼（Zygmunt Bauman）於《被圍困的社會》說得好：「在消費社會中，消費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是自我推進的。」2
消費的惡性循環是不是滿足需要，乃是自戀式的消費慾望。它常是一個活動的結束，也渴求著下一個更新穎、更娛樂性的宗教產品與經驗能夠開展，於是教牧與信徒追逐不停是教會潮流的新玩意。
正因為信仰經驗不再是神人之間的「爾我關係」（I and Thou），而是消費者買賣慾望的交易，消費信徒自然以「多勞多得」或「我付費而應滿足」的心態來看待其宗教經驗。這些消費信徒常處於「未能滿足」的焦慮之中。消費主義使人「上癮」，於是成癮消費者抱有「想要更多與更好」，失卻了感恩與知足，只能活在比較與競爭之中。消費成癮容易欺騙人，使人以為享受更多選擇；事實是當個人依附於代替物，反而失掉了關愛別人的自由。
消費主義本質是追求「交易成義」，是「行善成義」的變種。此類信徒停不了是交易的渴求與滿足，燃燒是「永不休止」的渴求，期待著下一次有更美好的經驗再臨；造成消費信徒長期處於不安的焦慮狀態。懼怕「失掉」就是消費信徒的心結，因此他們有強烈的自保意識，不讓目前擁有的會隨時失掉。這些焦慮感使信徒不斷參與形形色色的聚會，始終心靈不能安息於主。大多消費信徒正陷於貪婪之罪，承受的詛咒不是將來的審判，乃是當下至一生終結，仍未滿足。消費主義使我們心靈失序，誤導信徒追求方向，偏愛次要的受造產品與經驗。惟有尋求主的面，回轉歸向祂，找到安心之所，不安之心才能歇息。
從社會角度分析，大多數消費信徒的生活實踐，根本與中產港人分別不大。中產信徒處於呂大樂所形容「中位作為一個矛盾的位置」3，於是這群「夾心階層」比上嫌不足，比下卻不忿，「缺乏安全感的感覺，只會愈來愈強烈。他們處境尷尬……這種跟上、下的比較，是焦慮情緒的來源。而他們又很難從自己所能夠控制條件來改變這個困於中位的狀態，對此十分無奈。」4 這解說了為何九七危機浮現時，中產教牧與信徒的移民數目高於整體社會；中產信徒常為樓價升跌、子女升學、生活質素等憂心忡忡！
消費信徒是以其可消費的容量來衡量其成就，不自覺地有「應得的」心態；當不如意或逆境來臨，就不能甘心接受，認為上主對其不公平，信仰是極其自我，教會生活要圍繞自我生活方式轉動。中產父母多緊張子女於周六的課外學習，這便造成不少堂會週六的兒童與青少年事工，參與者多來自未信主家庭，而主日的兒童與青少年事工，則要照顧這些伴同父母回來的教會下一代。
三、事工「偽造化」
堂會務求在劇烈競爭的宗教市場立足，服務與聚會要取悅受眾，也是無可厚非的；然而當教會領袖全盤地以市場效益蓋過聖經原則、外表優於內容、討好消費者多過要求信徒付出代價，我們收取的自然是大量浮淺的宗教消費者。筆者並非否定市場，市場運作自有其規律；只想指出教會事工一旦全由市場支配，我們就會產生不少「偽造化」事工。
「偽造化」事工只重形式與外表，只求有所交待卻不會長期跟進。就筆者觀察，大量「偽造化」事工充斥著整個教會生態。當某些議題有市場的吸引力，神學院、機構與堂會等，就會紛紛推出及時講座；然而甚少就相關課題作跟進與深入的研究。
當消費文化入侵教會，信徒崇拜生活變質為「顧客至上」，忘掉了三一神才是崇拜的主體，節目講求「娛樂首要」，養成信徒不再思考，結果獨立思考的信徒愈來愈少。在上領導要求監控，事工要有可預測與可量度的成效，形成了一群「倚賴聚會」或「倚賴教牧」的信徒！
消費主義扭曲與轉移教會的注意，造成了追求「愈大愈好」、「愈有名氣愈好」，好大喜功心態甚為流行。教會領袖多偏愛勞師動眾搞大型聚會，人數愈多則代表成功與得著神的祝福。教會領袖容易陷入事工「偽造化」的網羅，聚會要「人多勢眾」、「節目吸引」，於是作為中介的聚會，本末倒置地成為主體；注意力就由關注信徒的靈命轉移至重視出席人數，結果是「聚會愈大、內容愈淺」，經過一輪忙亂之後，信徒靈性還是依舊模樣！
任何有名氣的基督徒，無論是林書豪或李慧詩，教會領袖只會「拿來」利用，卻甚少花心思來培育更多國度人才。更致命是所謂大型聚會或會議，只重參與人數，甚少作事工的持續跟進，造成每次同類型會議「呼聲照舊」，「口號甚響」而行動則匱乏。
（本文刊登於《使命與領導》第廿三期，二○一二年九至十月。）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3.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