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遇过一位以色列人，他告诉我，假若他是巴勒斯坦人，他会去做一个恐怖分子。
幸好他不是，所以他只是经常参与反占领示威而已。
很少跟本地教内人士谈及以巴问题，因为大部份不是受西方媒体、时代论和基督教锡安主义影响，强烈倾向以色列国，就是仅视当地为朝圣旅游之地，对当地人民生活漠不关心。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话题，有谁想听？大家唱唱诗歌，祈一祈祷，继续有衣有食，再买iPhone，不好吗？
有位本地牧者告诉我，十一月份时，他在耶路撒冷的一位朋友，在面书上公开表示惭愧。那天，有火箭落到耶路撒冷附近，当时这位人兄在加沙的朋友问他有没有事，叮嘱他要小心。相反，他在加沙每天被轰炸时，一直也没有询问过加沙友人的情况。再者，他还有防空洞可进，而加沙友人就真的只能祈求上帝保守。
在「牧羊人之地」（Shepherd's Field）遇过一位外国朝圣者，她那时好像灵受感动般，告诉我她站在那里是多么的喜乐。我不好意思告诉她，那地区最少有三个地方相传是牧羊人所在之地，对这些所谓遗址，有时不需要太认真。那几块不能说、不能看的石头，真的比现在还活生生站在你眼前的人重要吗？
电影《舒特拉的名单》提到一句很有意思的犹太谚语，源自犹太法典（Talmud）──救一人即救全世界（“Whoever saves one life saves the world entire. ”）。但有说那个译法不太准确，「the world entire」应该是「a whole world」。意思大概是，对一个人来说，当他死后，他所认知的世界亦随之终结，所以当你救了一个人，就等于救了一个世界。当然，从基督教的角度看，还会有来世，可是，这种对每一条生命（不管他是不是犹太人）的执着，又可以在几多位信徒中找得到？
十九世纪英国政治家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的一句说话，值得细味──「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当年以色列政府为了打击阿拉法特和法塔克，培植哈马斯的时候，或许没有想过后者会成为今天巴人中间的抵抗代表吧。
有些以色列支持者，喜欢唱好以色列，说什么「以色列科技祝福全球」云云。我想，《文滙报》、《大公报》应该也刊登一下「中国文房四宝──纸、笔、墨、砚，为现代文明埋下重要基石」之类的报道。而伊朗国营的Press TV也许要制作一个特辑，说说阿拉伯数字的由来和花剌子密（al-Khwarizmi）对代数学的贡献。
二○一一年年底以色列政府用过千名巴人囚犯和哈马斯交换一名战俘，令我想起穷寡妇的比喻──一位富翁看几千万，和我看几十元的重要性，大概差不多。
又有些人说当年联合国分割划地，合情合理，犹太人虚心接纳，奈何阿拉伯人心胸狭窄，才造成今天的样子，却不提往后几十年以色列政府无视和违反联合国决议，还未计美国在安理会为以国动用的否决权。这种输打嬴要的态度，会否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今年的香港社运电影节播放了一套叫《创生纪》的影片，细说以色列农场公社（Kibbutz）的故事。里面有一位在战事结束后，被政府指派到某个巴人村落定居的犹太人。他看到屋内巴人匆忙逃走时被遗下的物件，心里难过的说：「是很难受，但我们还是住了下来。」不知那逃离家园的巴人家庭现在身处何方？
在开罗坐长途巴士时，人人挤着上车，真的有点不惯。后来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情况更糟。上年年中，特拉维夫再次爆发示威，有人因为生活迫人而自焚，继而引起一连串类似事件，对犹太人来说可算是当头棒喝，然而跟着在加沙也发生了……香港不知何时变得要用「关爱座」去提醒大家让座，可是在以色列的经验告诉我，也许他们也可以学效一下，不用由一个几千里外的来客在众多年轻人中让座给一位年长妇人？
有时想，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争夺的，是豆泥沾酱（Hummus）究竟是谁的传统，又或者巴人向以色列人所叫嚣的，只是阿拉伯裔国会议员泰比（Ahmed Tibi）在阿裔足球员代表以色列国家队参赛时入球后的「No Arabs，no goals」，这会多好？
以巴其实不只在教内是具争议性的题目（可能比同性恋、堕胎、婚前性行为更什），在以色列国本身也是，但打破沉默（Breaking the Silence）创办人扫罗认为，若更多人知道真相，他们会对事情有所改观。所以他和几百位以军士兵，宁愿指证自己和同僚如何对待巴人平民百姓──无缘无故在凌晨时份闯入屋，用他们作人盾，向孩子开枪等等──也不愿看着这个悲剧继续下去。又如某位加沙医生有一次遭遇到以色列政府的无理对待之后，没有大发雷霆，咒骂所有以色列人，只是针对其中一位职员说：「他的无礼行为只因为他不明白。」（这位医生的三个女儿于○九年命丧在以军坦克炮弹之下，然后写了一本叫《我不要憎恨》（I Shall Not Hate）的书。）
网志〈心湖淬笔〉的杨颖仁曾写过一篇题为〈加沙在香港，或香港人消费加沙指南〉的文章。看后，你或许会想，若自己是巴勒斯坦人，可能也会去做恐怖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