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遇過一位以色列人，他告訴我，假若他是巴勒斯坦人，他會去做一個恐怖分子。
幸好他不是，所以他只是經常參與反佔領示威而已。
很少跟本地教內人士談及以巴問題，因為大部份不是受西方媒體、時代論和基督教錫安主義影響，強烈傾向以色列國，就是僅視當地為朝聖旅遊之地，對當地人民生活漠不關心。這個吃力不討好的話題，有誰想聽？大家唱唱詩歌，祈一祈禱，繼續有衣有食，再買iPhone，不好嗎？
有位本地牧者告訴我，十一月份時，他在耶路撒冷的一位朋友，在面書上公開表示慚愧。那天，有火箭落到耶路撒冷附近，當時這位人兄在加沙的朋友問他有沒有事，叮囑他要小心。相反，他在加沙每天被轟炸時，一直也沒有詢問過加沙友人的情況。再者，他還有防空洞可進，而加沙友人就真的只能祈求上帝保守。
在「牧羊人之地」（Shepherd's Field）遇過一位外國朝聖者，她那時好像靈受感動般，告訴我她站在那裡是多麼的喜樂。我不好意思告訴她，那地區最少有三個地方相傳是牧羊人所在之地，對這些所謂遺址，有時不需要太認真。那幾塊不能說、不能看的石頭，真的比現在還活生生站在你眼前的人重要嗎？
電影《舒特拉的名單》提到一句很有意思的猶太諺語，源自猶太法典（Talmud）──救一人即救全世界（“Whoever saves one life saves the world entire. ”）。但有說那個譯法不太準確，「the world entire」應該是「a whole world」。意思大概是，對一個人來說，當他死後，他所認知的世界亦隨之終結，所以當你救了一個人，就等於救了一個世界。當然，從基督教的角度看，還會有來世，可是，這種對每一條生命（不管他是不是猶太人）的執著，又可以在幾多位信徒中找得到？
十九世紀英國政治家巴麥尊勛爵（Lord Palmerston）的一句說話，值得細味──「在國與國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當年以色列政府為了打擊阿拉法特和法塔克，培植哈馬斯的時候，或許沒有想過後者會成為今天巴人中間的抵抗代表吧。
有些以色列支持者，喜歡唱好以色列，說甚麼「以色列科技祝福全球」云云。我想，《文滙報》、《大公報》應該也刊登一下「中國文房四寶──紙、筆、墨、硯，為現代文明埋下重要基石」之類的報道。而伊朗國營的Press TV也許要製作一個特輯，說說阿拉伯數字的由來和花剌子密（al-Khwarizmi）對代數學的貢獻。
二○一一年年底以色列政府用過千名巴人囚犯和哈馬斯交換一名戰俘，令我想起窮寡婦的比喻──一位富翁看幾千萬，和我看幾十元的重要性，大概差不多。
又有些人說當年聯合國分割劃地，合情合理，猶太人虛心接納，奈何阿拉伯人心胸狹窄，才造成今天的樣子，卻不提往後幾十年以色列政府無視和違反聯合國決議，還未計美國在安理會為以國動用的否決權。這種輸打嬴要的態度，會否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
今年的香港社運電影節播放了一套叫《創生紀》的影片，細說以色列農場公社（Kibbutz）的故事。裡面有一位在戰事結束後，被政府指派到某個巴人村落定居的猶太人。他看到屋內巴人匆忙逃走時被遺下的物件，心裡難過的說：「是很難受，但我們還是住了下來。」不知那逃離家園的巴人家庭現在身處何方？
在開羅坐長途巴士時，人人擠著上車，真的有點不慣。後來在耶路撒冷的時候，情況更糟。上年年中，特拉維夫再次爆發示威，有人因為生活迫人而自焚，繼而引起一連串類似事件，對猶太人來說可算是當頭棒喝，然而跟著在加沙也發生了……香港不知何時變得要用「關愛座」去提醒大家讓座，可是在以色列的經驗告訴我，也許他們也可以學效一下，不用由一個幾千里外的來客在眾多年輕人中讓座給一位年長婦人？
有時想，若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爭奪的，是豆泥沾醬（Hummus）究竟是誰的傳統，又或者巴人向以色列人所叫囂的，只是阿拉伯裔國會議員泰比（Ahmed Tibi）在阿裔足球員代表以色列國家隊參賽時入球後的「No Arabs，no goals」，這會多好？
以巴其實不只在教內是具爭議性的題目（可能比同性戀、墮胎、婚前性行為更甚），在以色列國本身也是，但打破沉默（Breaking the Silence）創辦人掃羅認為，若更多人知道真相，他們會對事情有所改觀。所以他和幾百位以軍士兵，寧願指證自己和同僚如何對待巴人平民百姓──無緣無故在凌晨時份闖入屋，用他們作人盾，向孩子開槍等等──也不願看著這個悲劇繼續下去。又如某位加沙醫生有一次遭遇到以色列政府的無理對待之後，沒有大發雷霆，咒罵所有以色列人，只是針對其中一位職員說：「他的無禮行為只因為他不明白。」（這位醫生的三個女兒於○九年命喪在以軍坦克炮彈之下，然後寫了一本叫《我不要憎恨》（I Shall Not Hate）的書。）
網誌〈心湖淬筆〉的楊穎仁曾寫過一篇題為〈加沙在香港，或香港人消費加沙指南〉的文章。看後，你或許會想，若自己是巴勒斯坦人，可能也會去做恐怖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