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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夺得今届诺贝尔和平奖，相信是历来和平奖得主中牵涉最广亦最见成效的一个组织。三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得奖，充份表现了当时和平奖的关注（动机），美国的确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总统是人民选出来的，他彻底地代表「美国国民」的利益，他往欧洲领奖亦是为自己的人民发声。他说：「有时，战争是必须的」。和平奖这几年的关注已愈来愈趋向全球化，美国是全世界军备最强的国家，她是唯一可以随时准备大规模战争的国家，再过半个世纪中国可能会赶上来。可以想像，未来的日子中国不但在经济和奥运场上继续迫近世界强国，很快中国亦会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未定。奖项始终是一种鼓励，近年和平奖的独特之处不是「事后奖」，乃是真正的鼓励奖，鼓励大国（有能力战争／维持世界和平的国家）不要再重蹈世界大战之覆辙，使世界再次进入战火的虚无之中。

　　欧盟得奖不是没有理由的，亦不像奥巴马得奖那样来得「鼓励性」，欧盟今天的「成就」是欧洲大陆本土内不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多年来努力的成果。关心战后欧盟发展的会知道，欧盟（前身分别是欧共体和欧洲煤钢联盟）于五十年代由一批思想家倡议，亦只是一个政治和文化上的组织机制。近年为了应付债务危机更突显了「欧元区」内的国家力图突破困境的努力。¹ 今天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之下，人类的困境似乎并未因为经济和科技得了更大的进步而有所改善，在大国崛起的环境中，紧张的气氛时有存在。美国战后作为「自由民主」意识形态解放世界的一个国家，她一向对共产主义非常反感，六十年代美国内部就出现了捉拿共党间谍的恐慌。今天虽然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已经解体，意识形态斗争好像解了冻，但这似乎并不代表世界和平指日可待，而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角力仍然存在。在中国特色论之下，似乎有新「理论」创制的可能。美国在金融危机和华尔街丑闻暴光后自然感觉「核心价值」受挑战，如果「自由主义」经济学真的受到冲击，岂不是代表美国政治上「民主式自由主义」受质疑吗？中国当然希望在「实证」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充份证实「宏观调控」的「成功干预」。

　　早有人认为廿一世纪是中美之争，不单是大国崛起（经济）的问题，同时亦可能是新意识形态（政治思想）之争的开端，事实上历世历代西方思想家（哲学家）大都在「政治」思维中打滚──从柏拉图（Plato）到哈伯玛斯（Habermas）如是。廿一世纪仍是政治哲学（政治理论）诞生和推演的重要时刻。如果亨廷顿（Huntington）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发言者，哈伯马斯可能就是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欧洲代言人。中国思想家在廿一世纪相信会正式进入思想成熟的年代，政治左派和自由派之争事实上已在国内引起争议，这不是新鲜事更不是公开的秘密。　

　　欧盟在战后经历了六十多年的起起跌跌，由三数个成员国的组织发展到今天有廿七个成员国，虽然今天欧盟仍然面对高风险的债务整合问题，但不要忘记欧盟已是一个初成形的政治和经济联盟（federation），可以说是欧洲文化和政治上的一大成就和创举，为欧洲和平及其政治思想（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今天欧盟的情况不是单纯的思想上或政治上的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在历史中经历「深痛教训」的磨练与实践（验证）过程。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不应只了解世界，还要改变世界。如果马克思理论和欧盟的历史进程都体验了人类政治的可能性和阴暗面，今天欧盟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奖就更具意义。因为欧盟的努力充份表现了欧洲人思想（反思）的传统。政治除了是思想的事情以外，当然亦是国家主权（施政／实践）的问题。美国的政治学者如福山（Fukuyama）和亨庭顿于上世纪末在全球化政治的层面，的确提出了「自由主义」的观点，但同时亦反映了美国式的盲点。美国大选是体验美国人对「民主和自由」思想与生活的向往，而总统换届的传统就不单是施政的检视和「验证」，更是避免因权力膨胀而出现暴政的方法。民主政治发展的优点是相对于集权制而言的，但「民主选举」（自由主义）须要兼顾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问题，这方面看来显然亦是近年反映的一个「要害」。相对于中国今天惊人的经济增长是美国始料不及的，但中国的「开放之路」亦肯定不是平坦的，除了经济的诱因，近年政治改革的诉求和呼声亦浓厚，相信中国改革得从「整体性」（民主化的进程）的考虑才会更见成效。

　　「民主」从政治实践的层次考虑已绝对不单单是通过选举就能满足的事情。「怎样令国家拥有主权而不产生暴政，人民有自由而不产生混乱？」，这问题可能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旧难题，这是在「国家」（state）观念中理解的一个面向，当然它永远是重要的。²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可以肯定的是问题（危机）不会等待人类解决而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全球化政治学问题更为复杂的是：如何在今天充满危机（核战、恐怖袭击、生态灾难等这些已存在并难以解决的威胁）的地球，以世界享有长期和平与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下，构想「政治系统」？用中国人的一句话「牵一发动全身」来看今天全球化的理解或许对我们思考「政治」问题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