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庫 > 昔日講場

歐盟奪得今屆諾貝爾和平獎，相信是歷來和平獎得主中牽涉最廣亦最見成效的一個組織。三年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得獎，充份表現了當時和平獎的關注（動機），美國的確是一個「民主」的國家，總統是人民選出來的，他徹底地代表「美國國民」的利益，他往歐洲領獎亦是為自己的人民發聲。他說：「有時，戰爭是必須的」。和平獎這幾年的關注已愈來愈趨向全球化，美國是全世界軍備最強的國家，她是唯一可以隨時準備大規模戰爭的國家，再過半個世紀中國可能會趕上來。可以想像，未來的日子中國不但在經濟和奧運場上繼續迫近世界強國，很快中國亦會得諾貝爾和平獎也未定。獎項始終是一種鼓勵，近年和平獎的獨特之處不是「事後獎」，乃是真正的鼓勵獎，鼓勵大國（有能力戰爭／維持世界和平的國家）不要再重蹈世界大戰之覆轍，使世界再次進入戰火的虛無之中。

　　歐盟得獎不是沒有理由的，亦不像奧巴馬得獎那樣來得「鼓勵性」，歐盟今天的「成就」是歐洲大陸本土內不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多年來努力的成果。關心戰後歐盟發展的會知道，歐盟（前身分別是歐共體和歐洲煤鋼聯盟）於五十年代由一批思想家倡議，亦只是一個政治和文化上的組織機制。近年為了應付債務危機更突顯了「歐元區」內的國家力圖突破困境的努力。¹ 今天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之下，人類的困境似乎並未因為經濟和科技得了更大的進步而有所改善，在大國崛起的環境中，緊張的氣氛時有存在。美國戰後作為「自由民主」意識形態解放世界的一個國家，她一向對共產主義非常反感，六十年代美國內部就出現了捉拿共黨間諜的恐慌。今天雖然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已經解體，意識形態鬥爭好像解了凍，但這似乎並不代表世界和平指日可待，而政治思想（意識形態）上的角力仍然存在。在中國特色論之下，似乎有新「理論」創製的可能。美國在金融危機和華爾街醜聞暴光後自然感覺「核心價值」受挑戰，如果「自由主義」經濟學真的受到衝擊，豈不是代表美國政治上「民主式自由主義」受質疑嗎？中國當然希望在「實證」的政治環境中能夠充份證實「宏觀調控」的「成功干預」。

　　早有人認為廿一世紀是中美之爭，不單是大國崛起（經濟）的問題，同時亦可能是新意識形態（政治思想）之爭的開端，事實上歷世歷代西方思想家（哲學家）大都在「政治」思維中打滾──從柏拉圖（Plato）到哈伯瑪斯（Habermas）如是。廿一世紀仍是政治哲學（政治理論）誕生和推演的重要時刻。如果亨廷頓（Huntington）是美國式的自由主義發言者，哈伯馬斯可能就是批判理論和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歐洲代言人。中國思想家在廿一世紀相信會正式進入思想成熟的年代，政治左派和自由派之爭事實上已在國內引起爭議，這不是新鮮事更不是公開的秘密。　

　　歐盟在戰後經歷了六十多年的起起跌跌，由三數個成員國的組織發展到今天有廿七個成員國，雖然今天歐盟仍然面對高風險的債務整合問題，但不要忘記歐盟已是一個初成形的政治和經濟聯盟（federation），可以說是歐洲文化和政治上的一大成就和創舉，為歐洲和平及其政治思想（發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礎。今天歐盟的情況不是單純的思想上或政治上的一個理論問題，而是在歷史中經歷「深痛教訓」的磨練與實踐（驗證）過程。馬克思說過：哲學家不應只了解世界，還要改變世界。如果馬克思理論和歐盟的歷史進程都體驗了人類政治的可能性和陰暗面，今天歐盟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獲獎就更具意義。因為歐盟的努力充份表現了歐洲人思想（反思）的傳統。政治除了是思想的事情以外，當然亦是國家主權（施政／實踐）的問題。美國的政治學者如福山（Fukuyama）和亨庭頓於上世紀末在全球化政治的層面，的確提出了「自由主義」的觀點，但同時亦反映了美國式的盲點。美國大選是體驗美國人對「民主和自由」思想與生活的嚮往，而總統換屆的傳統就不單是施政的檢視和「驗證」，更是避免因權力膨脹而出現暴政的方法。民主政治發展的優點是相對於集權制而言的，但「民主選舉」（自由主義）須要兼顧社會持續穩定發展的問題，這方面看來顯然亦是近年反映的一個「要害」。相對於中國今天驚人的經濟增長是美國始料不及的，但中國的「開放之路」亦肯定不是平坦的，除了經濟的誘因，近年政治改革的訴求和呼聲亦濃厚，相信中國改革得從「整體性」（民主化的進程）的考慮才會更見成效。

　　「民主」從政治實踐的層次考慮已絕對不單單是通過選舉就能滿足的事情。「怎樣令國家擁有主權而不產生暴政，人民有自由而不產生混亂？」，這問題可能是西方政治學的一個舊難題，這是在「國家」（state）觀念中理解的一個面向，當然它永遠是重要的。²在全球化的環境下，可以肯定的是問題（危機）不會等待人類解決而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全球化政治學問題更為複雜的是：如何在今天充滿危機（核戰、恐怖襲擊、生態災難等這些已存在並難以解決的威脅）的地球，以世界享有長期和平與社會穩定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下，構想「政治系統」？用中國人的一句話「牽一髮動全身」來看今天全球化的理解或許對我們思考「政治」問題有所助益。